尹忠，汉元帝为何毁汉惠帝陵园？
汉元帝在做皇帝的时候，居然让人毁坏了汉朝昔日某些皇帝的宗庙，这是让人有些想不通的事情。因为这些人要么是皇帝，要么是皇后、太上皇。难道汉元帝不够孝顺吗？自然不会如此，汉元帝是出了名的尊崇儒家，所以他必然也是一个孝子，那为何要毁坏祖宗宗庙呢？
汉朝的拜祭可不是普通人家的拜祭方式，需要很多礼节和花销。这对历代帝王来说，可是一件比较破费的事情，虽然代价颇大，却也必须要去做。
在汉宣帝时期，需要将前面所有做过皇帝和太上皇的祖先一一拜个遍，这么一算就有七个，后来丞相韦玄成又提出建议，汉宣帝本人的父亲刘进，虽然没有做皇帝，但是他也是汉家嫡系子孙，而且儿子又是皇帝，所以也应该入庙。这一招十分高明，彻底缓解了汉宣帝拜祭宗庙的压抑心情，毕竟汉宣帝拜祭祖宗却没法拜祭父亲，这是天理难容的。
此刻所执行的是七庙制度，也就是往上拜六代君主以及开国君主的宗庙必须要拜祭。也就是说，到了第九代的话，那么第二代君主的庙第九代皇帝就不用拜祭了。虽然缓解了汉宣帝内心的压抑，却也使得这件事更加繁重。不仅天子如此，各地诸侯王为了表达自己的孝心，也必须要在自己的封国内建立祖先宗庙来拜祭。
汉元帝毁坏宗庙，到底有怎样的理由。
汉元帝时期，长安城内有九庙，从太上皇刘太公开始，一直到汉宣帝这一代，体量实在是太大，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银也十分多，所以很多懂得宗庙制度的大臣们，主动向汉元帝提出了宗庙制度改革。汉元帝之前的汉宣帝，一直祭拜八代祖宗，所以这前面的八庙都存在于长安，其实祭拜起来，对汉宣帝来说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毁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庙。罢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寝园。秋七月丙戌，葬渭陵。---《汉书》
到了汉元帝时期，一次性要拜祭九庙，这体量就更大了。如果长此以往下去，后世君主什么都不用做，整天拜祭宗庙就行了。所以汉元帝认为必须要改革宗庙制度。毁坏部分先祖的宗庙是必须要走的一步。
贡禹主张七庙制度，而韦玄成则主张五庙制度。
贡禹的理由十分充分，他认为古代商周时期的天子，全都遵循的七庙制度，所以现在大汉天子也遵循七庙制度，这样也不会过于繁琐，却也达到了尽孝的义务。所谓七庙制度，就是从上一代帝王开始往上数六代，再加上开国之君的太祖庙。所以按照贡禹的说法，需要毁掉的是汉惠帝和汉景帝的庙宇，因为他们已经亲尽了。这么看来贡禹是主张以太上皇刘太公的庙为太祖庙，而刘邦则被他晾在了一边，这是绝对不能答应的事情。
所以丞相韦玄成索性就提出了一个更加简便的办法，那就是天子五庙制度。汉太祖刘邦的庙是绝对不能毁的，剩余四座庙则是按照辈分往上排四代。所以按照他的说法，汉元帝现在要拜祭的只有汉太祖刘邦、汉宣帝刘询、皇考刘进、汉昭帝刘弗陵以及汉武帝刘彻。这倒是简单了，如果真的能这么实行倒也不错，可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人提出了质疑，汉文帝和汉武帝这么伟大的皇帝，以后就不祭拜了？
汉宣帝给汉文帝和汉武帝都追封了庙号，所以不能废除。
大司马许嘉以及廷尉尹忠分别认为汉文帝和汉武帝，这两位是贡献很大的汉朝皇帝，必须要给后世子孙树立一个榜样的形象，所以他们俩的宗庙是不能拆毁的。也就间接地否定了韦玄成的说法，不过他们也支持刘邦为太祖庙，也不能拆毁，所以也否定了贡禹的一部分说法。
而汉宣帝刘询在位的时候，曾经给汉文帝刘恒上了庙号汉太宗，又给汉武帝刘彻上了庙号汉世宗。这两位皇帝都是有庙号的，而且功勋卓著，绝对不能毁掉宗庙。所以按照当时大臣们的建议，汉太祖刘邦、汉太宗刘恒、汉世宗刘彻这三个人的庙是绝对不能拆除的。
不耐烦的汉元帝终于决定使用五庙制度。
汉元帝被这帮大臣搞烦了，本来祭祀宗庙就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现在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让事情就更加复杂了，所以汉元帝结合了大家所说的，选择了五庙制度。不过这个五庙制度和韦玄成的有所不同。汉元帝认为汉太祖刘邦的庙不能动，汉文帝刘恒是汉太宗，所以他的庙也不能动。
皇考刘进没做过皇帝，所以可以毁掉，剩下三个就往上排好了，分别是汉武帝刘彻、汉昭帝刘弗陵、汉宣帝刘询。这就等于将汉武帝的庙列入了下一代皇帝可毁的处境之中，汉武帝对汉朝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一直到了汉元帝时期，都有不少对汉武帝崇敬的人。韦玄成本人也是其中之一，所以他当然不能让这件事发生。于是戏剧性的事情再次发生了，韦玄成再次宣布，自己同意七庙制度。
汉元帝最终敲定六庙制度，改革了汉朝的宗庙制度。
韦玄成的理由很简单，皇帝也要遵守宗法亲亲之义。一般五代以后算是亲尽，而汉元帝的五庙制度直接将亲亲之义降为三代，这是十分不合宗法的。所以韦玄成认为，还是恢复七庙制度的好。
我认为汉元帝的脾气算好的了，要是我，非拿个砖头扔过去不可。汉元帝再次修改了自己的方案，认为汉太祖刘邦、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这一祖二宗的庙不能动。然后再往上排三代凑六个位置出来，变成了六庙制度。
最终得到汉元帝祭拜的宗庙有：汉太祖刘邦、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汉昭帝刘弗陵、皇考刘进、汉宣帝刘询这六位的庙。剩下的庙，则被汉元帝所毁掉，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毁灭汉朝宗庙的真正原因。
西汉为什么只有四个庙号？
要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首先要明确庙号是什么。庙号，意思就是皇帝在庙宇中被供奉时所称呼的名号，起源于重视祭祀与敬拜的商朝。而在商朝时期，庙号已经不是每个皇帝都能拥有了，商朝人为了祭祀的方便，所以只会为那些对国家有大功、而且值得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特别追上庙号，以此来表示永远立庙祭祀的意思。
不过由于秦始皇建立秦朝之后认为为先君上庙号、谥号是“子议其父、臣议其君”的不敬行为，所以在秦朝时，秦始皇一度废止了庙号和谥号制度。但由于秦朝二世而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在秦之后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汉朝，又重新捡起了拥有悠久历史的庙号制度和谥号制度。
而在西汉之时，汉朝还是对庙号这一制度保持着商朝时期的初衷，于是对庙号的给予变成是非常慎重的一件事。加上西汉前期崇尚黄老之学，于是对于周礼中的七庙制度并不重视，所以很多皇帝不但为先帝立庙而且还为自己立生庙，因此导致西汉国内到了汉元帝时期居然有多达一百七十六处帝庙。
虽然帝庙很多，但由于西汉的长安城并没有设立统一祭祀列祖列宗的宗庙，这些帝庙便代为行使了宗庙的职责。但大量的帝庙的存在为西汉王朝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这些分布在各地的庙宇需要专人看守和打理，再加上每年都要举行多次的祭祀活动，这使得汉王朝形成了一种“事生如事死”的滑稽局面。
所以，到了汉元帝时期，便开始按照儒家的礼法来对汉朝的宗庙制度进行修改。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百官们都对于哪些皇帝的庙宇应该保留哪些应该拆毁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丞相韦玄成等人认为，汉高祖刘邦作为建国者受命于天，所以应当将其庙定为太祖庙；而大司马许嘉等人认为汉文帝在位期间既施行德政又坚持节俭朴素，所以应该把他的庙定为太宗庙；廷尉尹忠等人认为汉武帝击败匈奴维护统治应该把他的庙定为世宗庙。
于是最后汉元帝便将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的庙分别定为太祖、太宗、世宗庙，而其他的帝庙则全数拆毁，包括在各个郡国所设立的帝庙也一并拆毁。所以汉朝的庙号制度，实际上一直到了汉元帝统治时期，才真正开始走上正轨。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汉时期的庙号设置便就此一锤定音了。
事实上，西汉诸位皇帝的庙号在之后其实发生过好几次调整。而我们开篇便提到过，西汉拥有庙号的只有四个。但实际上在西汉时期，拥有庙号的并不止四个。
郡县制与分封制的相比有何特点？
要对比郡县制与分封制异同，需要追根溯源，弄明白二者究竟是为何而生。
比较完善的分封制，最早出现在西周。周人第一次东征，虽然推翻了商纣王统治，但天下大局并未就此彻底稳定。按张荫麟先生所说，“殷都的陷落和商朝的覆亡，只是周人东向发展的初步成功，商朝旧诸侯的土地并不因此便为周人所有，而且许多旧诸侯并不因此就承认武王为新的宗主。”也就是说，虽然周人已经占据了渭河平原、山西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和北部，但当时东亚大陆上的其它区域并未被周人彻底征服。即便是商王畿之地，虽然已经被周人占领，可因为多数商人中上层依然没有完全臣服，依然是一处暂时平静的火山口。
周武王去世后，周公接管了周王室大权。远在东部的“三监”对周公有疑心，进而发起了规模浩大的叛乱。这看似一场周人的内讧，但根源还是在于第一东征并没有臣服殷商遗族。所以“三监”一作乱，周人第一次东征所获得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崤山以东的地区几乎全部落入叛军手中！
反叛势力分布在山西、河南、山东、安徽等等广大区域，这对于周公来说是个相当大的挑战。单凭周王室，要想在短时期内镇压这么大范围的叛乱，确实是有些力不从心。周公二次东征后，往往刚平定一个地方，另一地方又起来反叛了。所以，军情紧急，周公整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常常“一沐而三捉发，一饭而三吐哺”。为了更有效率地平息叛乱，周公这才寄出了分封制（封建制）。
西周分封制的实质，“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钱穆·《国史大纲》）。把天下未服之地按人头划分给功臣和周人叔伯兄弟，鼓励他们以武力去征服、占领这些地方。当然，分封的诸侯也因此而获得对分封地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绝对控制权，而且还能世袭传承。分封制对于任何人，都是一个难以阻挡的巨大诱惑！
在王室分封制大旗下，周人纷纷如出笼猛虎，到各地去抢占领土。最终，在三年内周人就平定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叛乱，同时将周人领土顺势扩张到了西到甘肃，北到山西中部，东北到河北、北京，南至江苏安徽等等广阔区域。周人扩张的势头如此迅猛，分封制带来的激励效应就是其中一关键因素。
分封制之所以会诞生，就是因为周王室凭借一己之力难以彻底平息叛乱，只能调动诸侯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分担周王室平叛的压力。分封的地域，就是周王室给诸侯们所分配的“原始股”。但从西周初到西周晚期，经历长时间沉淀之后，分封制的弊端日益严重。分封制的最大弊端，就是任何一诸侯国事实上就是一个独立王国。早期诸侯与周王室关系密切，周王国在面对任何外来威胁时，都能集合诸侯之力、一致对外，显得异常强大。但经过一两百年后，诸侯与周王室的关系慢慢被时间所冲淡，王室向心力日渐衰弱，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难度也大大提升了。
西周中晚期时，西北犬戎屡次入侵渭河平原，东南淮夷也数次进犯成周洛邑。面对犬戎和淮夷的强势入侵，周王室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在周懿王时，甚至为了躲避犬戎入侵，被迫将国都从镐京迁徙到了犬丘！
表面看来，这是是因为王室实力上的衰落。犬戎和淮夷能轻易突破周王国的设下重重防线入侵到周王畿内，各个防御要点上的诸侯难辞其咎！所以，王室实力的衰弱的根源还是在于分封制：组织架构上，分封制已经把权力完全下放给诸侯，难以再收回；在激励上，分封制已经把激励作用发挥到极致。正因如此，周王室对诸侯的号召力大大削弱，使得诸侯慢慢失去了对王室的敬畏之心。
即便在周厉王和周宣王时期，周王室进行了两次重大变革，但因为无法彻底变革分封制，最终西周还是在周幽王手上灭亡了。
西周灭亡后，最早反思西周灭亡并意识到分封制弊端的人，是楚武王熊通。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楚武王率先创立了县制：在灭了权国后，将权国改成了权县。这是郡县制的雏型，在历史上意义极其重大。早期县制对比分封制，最大的特点是任命制而不是世袭质。楚国的县尹，都是由楚王任免，一旦县尹被俘、失职或出现其他意外不能履职，楚王可以及时改任他人。因此，任何一位县尹都必须听命于公室，否则就会立刻被撤换。如此一来，楚国任何一个县都由公室直接掌控，大大增强了楚国实力。楚灵王灭陈、蔡为县后，他就曾自豪地说出：“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诸侯畏我乎？”——这就是县制的威力！
楚武王虽然创立了县制，但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分封制的影响。县制之下，县尹（或县公）仍然独掌本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楚国早期的扩张过程中，常常可看到申、息之师，而申、息二县之公就是这两支军队的主帅。这种模式，在县尹忠于公室时，不存在任何问题。可一旦县尹有了异心，拥有军队和城邑的县尹就成为公室的巨大威胁。
公元前529年，在楚灵王率兵出征乾溪后，亲弟弟蔡公弃疾就与其他两位兄弟携手，率陈、蔡之军杀入楚都，杀死了楚灵王儿子、成功篡位！
楚平王篡位能进行地如此顺利，掌控了陈、蔡两地的兵权是一关键因素。后人意识到了这一弊端，所以在成熟郡县制下，逐步将政治、经济、军事权分离，郡县官长权力大多集中在政治，军事权则完全剥离出去了。
因此，郡县制与分封制的最大区别在哪？首先，郡县制是任命制，分封制是世袭制。其次，郡县制下，官长多数情况下仅拥有治权，而无军事权；而分封制下，诸侯完全掌控了辖区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从效果上看，郡县制显然更有利于中央集权，而分封制下则分权势力更加强大。承德尹氏家族会长？
尹忠，男，1926年出生，河北省承德市人，高级农艺师，承德市农牧局离休干部。
尹忠热爱承德的文化事业，专注于历史挖掘整理，回忆记录老承德的往事。他把昔日老街景观和风土人情绘制成图，出版《热河旧景》一书；他绘制的350厘米长《热河街古御道全貌图》，共标注景点建筑200余处，填补了承德建筑史上的一项空白，被称为“承德的《清明上河图》”；他多年卧于病榻之上，以顽强的生命力和满腔热忱坚持为报纸、杂志、新媒体写稿，抓紧时间整理这座城市的历史，被称为“承德活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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