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是被人解读的”
新京报：荣格说，一个人不是凭想象光明来觉悟的，而是意识到黑暗，或使黑暗化作意识。就是说，面对黑暗与阴影，面对自身的“恶”，尤其重要。我们可能在你的文字里读到的更多的是关于光明的觉悟，比如你对人性的宽容、对平等正义的理解、对独立自由的辨析，关于你自己人性的剖析可能不是那么多，你是否有意选择在文字层面呈现一个不断完善的自我，而不是一个不断与自身黑暗斗争的自我?
柴静：这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就是说，这可能是读者对这本书的解读，我写的时候，有过一次跟六哥(老六)的交谈，当时很意外。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想写人的，写他人，写我的报道，并没有自觉，是要写自己，除了写“不要问我为何如此眷恋”那一章。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身份是记者，尽量不要写自己。但他看完初稿后，跟我说，好的写作者，比如何伟写《寻路中国》，何伟从来没有想过写他自己，可是通过他写他人，却看到了他赋予每一个人以尊严。其实，写作者是不自觉的，或者不自知的。是被解读的。
新京报：公共理性，比如平等、公正、正义，可以放在公开的言论平台去讨论与诠释，私人理念，比如爱、善意、自由等，其表达的方式与途径，都是私人的选择。你在写《看见》的时候，是否有一些表达上的倾向?愿意让更多属于公共理性的东西，浮现在字里行间?或者说，对邀请别人进入自己的世界，有一定的顾忌?
柴静：可能正相反吧。我跟牟森有过一次信件往来，大概是我写了三四章的时候给他看了，他不太满意，给我回了一封信说，说你这不像新闻记者的写作，我认为一个记者应该有写史诗的雄心。你问的这个问题，若是要回答的话，我会再次提到我写作的初衷，本来就不是为了公众写的，但在写的过程中，会意识到你是写给一个个具体的人看的，这些人未必是学新闻的人，是最普通的人，所以，我的书，其实很个人，没有借鉴，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写作方式，我看过国外同行的写作，但最后写出来的，是按自己的方式写的，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我的书，不同的章节，是在不同的状态下写的，写“非典”或“地震”，“眷恋”或“陈虻”，都是有各自不同的心态。唯一相同的是，真实地写，孤注一掷，投入其中。
写作对我而言，是一种交付，很不容易，会触及你内心深处的东西，我没有从概念出发来谈论。如果在写作之始，去想我要说什么，我是不知道的。书的序言，也是我书稿全部交稿后，在去国外的飞机上写的，因为大家都说不写序言，太违反常规，所以，我是在飞机上写，那我到底写的是什么呀。有朋友曾经跟我说，写一本书，你必须用一句话来说明，而且，只用一句话就说明。其实在此之前，我是泥沙俱下地写的，写序的时候，才理解自己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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