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生产的去专业化与“再专业化”

内容：

在新技术和非专业力量的入场造成新闻生产去专业化的背景下，近年来两会新闻生产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给近两年的两会带来深刻影响，两会相关的新闻生产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专业记者的新闻采访活动受到很大挤压。作为17家中央媒体之一，《人民政协报》在2020年和2021年两会期间采用特邀委员记者的形式，设立“委员报道”专版，邀请百余位全国政协委员担任特邀委员记者，让他们深入介入新闻生产过程。特邀委员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以“最为普通的相机、略显不专业的拍摄手法”，关注了许多领域的专业问题，呈现出新闻生产“去专业化”和新闻产品内容“再专业化”双重特征，是新形势下新闻生产的有益尝试。

特邀委员记者的制度依据

特邀委员记者并非新闻机构的正式记者，没有记者证，是新闻媒体的特约记者和通讯员制度的组成部分，其采访工作由新闻媒体委托进行。两会期间特邀委员记者的创新尝试，有较为充足的制度依据。

首先，我国新闻媒体普遍有特邀记者、通讯员制度，有非专业力量助力新闻生产的传统

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有优良的通讯员制度，通讯员制度在争取广大群众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党的新闻事业发展，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路线的重要体现。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实施工农通讯员制度，从工农中挑选有一定知识和文化水平、能撰写稿件的人来担任通讯员。这种非专业力量助力新闻生产的传统，符合中国特色媒体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在新的历史时期，这种制度同样符合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需求。作为新闻媒体特约记者和通讯员制度的组成部分，特邀委员记者的实践传承和发展了我国主流媒体在新闻生产中的特殊制度设计。

其次，政协职能与新闻媒体职能有天然的统一性

政协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形态，是重要的统一战线组织。政协的三大职能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委员要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建言献策。新闻媒体是连通民众、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重要纽带，政协委员以特邀委员记者的身份参与媒体的新闻生产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活动。在党的新闻史上，新闻传播一直是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职能与政协不谋而合。特邀委员记者是新闻传播领域与协商民主领域的绝佳融合。

再次，政协机构和政协委员有明确的宣传职责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要积极宣传改革发展的大政方针，引导所联系群众支持和参与改革发展，正确对待新形势下改革发展带来的利益格局调整，为改革发展添助力、增合力”。2018年修订的《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章程》中，“宣传”一词共计出现8次，政协有义务开展多方面的宣传工作，宣传内容包括法律法规、道德纪律、人才强国战略、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外交政策等。这些规定为政协委员开展宣传工作提供了依据，也为新闻生产的去专业化和“再专业化”埋下了伏笔。

《人民政协报》特邀委员记者的新闻生产

作为全国政协机关报，《人民政协报》在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参与两会报道中有天然优势，是将政协委员纳入新闻生产环节的最为系统的案例。

（一）特邀委员记者参与新闻生产的基本情况

在经典新闻学体系里，专业化的新闻从业者在对媒体机构与社会的关系的把握中进行信息筛选与把关，是具有排他性的新闻生产主体。而《人民政协报》特邀委员记者的实践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新闻生产主体的这种“排他性”。《人民政协报》特邀委员记者的选择综合考虑委员所在界别、委员所从事职业，综合判断委员是否能够胜任相关新闻生产工作。2020年和2021年《人民政协报》特邀委员记者覆盖除中共、特邀（军队）以外的32个界别，有百余位委员参加报道活动。担任特邀委员记者的，既有霍启刚、俞敏洪等自带流量的“明星委员”，也有院士、校长等各领域专家，还有现任或卸任政府官员。针对每位委员，《人民政协报》编辑部都指定专门的编辑记者担任联系人。按照委员所在界别，将编辑部内部负责对接的各位编辑记者分成6个小组，小组设立组长和副组长。所有特邀委员传来的作品均由联系人编辑处理后提交给组长。文字稿件由组长审看后传到文字编辑的采编平台或邮箱，由文字编辑分发；图片稿件由组长初步审看后，分发到图片编辑邮箱，由图片组编辑处理；短视频由联系人发送组长审定后，传剪辑邮箱，由剪辑制作分发。

笔者统计了2020年和2021年两会期间特约委员记者在《人民政协报》纸质版的发稿情况。2020年两会期间，《人民政协报》共刊发91条署名为“特邀委员记者”的新闻信息；2021年上升到135篇，其中包括若干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均为特邀委员记者撰写。2020年的特邀委员记者包括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驻会副主任凌振国、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主任龙墨等；2021年的特邀委员记者包括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常荣军、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等。大多数特邀委员记者从自身所在界别和自身专业角度提供了新闻产品。如2021年两会期间被聘为特邀委员记者的韩方明，向读者分享了对外友好界别委员向在海外的缺席委员“通电”致敬的背后故事。还有一些特邀委员记者通过新兴媒体开展新闻生产，发布了Vlog等多种形式的两会新闻作品。

（二）特邀委员记者参与新闻生产的主要特征

特邀委员记者积极参与两会新闻生产，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征，从中可以窥探新闻生产去专业化与“再专业化”的趋势。

首先，场景化、沉浸式报道弥补了新闻生产去专业化的不足。担任特邀委员记者的政协委员均不是专业新闻记者，在新闻采写，尤其是图片和视频的拍摄方面，缺乏专业的技能训练，所发回的新闻产品自然存在许多不足。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促进新闻生产的去专业化和沉浸式报道发展。两会期间传统媒体借助特邀委员记者等方式，推动了新闻生产的场景化和沉浸式报道的发展。特邀委员记者以第一人称视角，在参会的同时参与新闻生产，新闻受众跟随特邀委员记者的镜头，“身临其境”地入住酒店、体验周到的会务服务，在部分环节还能跟随特邀委员记者的镜头进入人民大会堂，这无疑是沉浸式报道。通过这种新闻生产方式，特邀委员记者实现了新闻的亲历者与记录者的融合。“第一人称”的场景化、沉浸式报道很好地弥补了去专业化的新闻生产的某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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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新闻内容呈现“再专业化”特征。政协委员本身就需要有较强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而特邀委员记者的身份又让他们兼具意见领袖的角色，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并行不悖。《人民政协报》特邀委员记者既有明星，又有官员和专家，他们作为特邀委员记者，关注了“两高”报告、政府工作报告、民法典、高校毕业生就业、教育扶贫等议题，许多委员记者本身就是这些领域当仁不让的专家，作为意见领袖的相关解读深入而专业，呈现出报道内容的“再专业化”特征。如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院研究员曲伟是科技专家，他撰写了题为《科技兴才能国家强、人民安》的报道；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是医学专家，她撰写了题为《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的报道；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是教育专家，撰写了题为《教育大有可为》的报道。

（三）特邀委员记者对新闻生产的认知

特邀委员记者参与新闻生产的积极性高，同时认识到新闻生产的专业性和新闻生产的去专业化，对自身委员和记者双重身份也有较为充分的认识。

首先，特邀委员记者对新闻生产专业性的认知。特邀委员记者普遍认同新闻生产的专业性，如特邀委员记者唐江澎在其撰写的《委员玩“跨界”  各个好“记者”》一文中指出：“来自广西师范大学的黄晓娟委员是中文背景，她的采访走的完全是正牌记者的套路。”“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委员虽是理工男，但专业精神与采访水平毫不逊色。”还有一些委员记者，对专业的新闻生产有很深的憧憬。教育界特邀委员记者联络人、《人民政协报》记者张惠娟负责联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焰新，在求学时就是小有名气的学生记者，而两会期间他“在岗”的表现更是体现了较高的专业素养。

其次，特邀委员记者对新闻生产去专业化和“再专业化”的认知。特邀委员记者大都对自身文字水平是有信心的。有一定基础的非新闻专业人士，只要给予一定的培训，完全可以深入介入新闻生产工作，并且可以结合自己多年来深耕的领域，采写深度、专业的新闻稿件。

再次，特邀委员记者对委员和记者双重身份的认识。如上所述，政治协商制度和新闻宣传工作有天然的联系。政协的职能包括“反映社情民意”“宣传大政方针”等，这反映了政协职能与新闻媒体职能的统一性。政协委员往往关注特定专业领域，而记者则有义务关注更宽泛的领域。2021年两会期间再次被聘为特邀委员记者的凌振国撰文指出：“肩负着委员参会履职和记者报道双履职责任”，将会“努力做好特约委员记者工作”。担任特邀委员记者的黄宝荣指出，“担任特邀委员记者后，发现我关注的领域更多了”，“我试着举起手机，拍摄委员们的照片，希望做好特约委员记者的工作，向外界客观真实地传递大会信息”

新闻生产的去专业化与“再专业化”

两会期间，《人民政协报》通过特邀委员记者开展的新闻生产尝试，原本是无奈之举，却成为该报两会报道最大的亮点。特邀委员记者重新定义了新闻生产，推动了新闻生产的去专业化与“再专业化”。

第一，特邀委员记者重新定义新闻生产

5G、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发展，让机器人记者、自媒体、公民参与改变了记者这一职业和新闻生产。在传统的采编模式下，记者在新闻现场一线负责采访，编辑人员在后方进行编辑。在《人民政协报》特约委员记者的创新尝试中，记者不出现在新闻现场，在后方与前线的特约委员记者进行联系，并对委员记者的稿件进行编辑，呈现记者编辑化特征；而百余位特约委员记者则如同派出的驻会记者，从各自角度发回报道。这便造成新闻生产的重新定义：新闻生产的主体不再是新闻机构的专业从业人员，而是包括非专业人员，这些非专业人士又往往是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士”；新闻生产的链条不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非专业人士可以部分参与新闻生产过程。

第二，新闻生产的去专业化

以往的研究大都认为去专业化主要是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新技术影响下发生的。而本文通过对两会期间《人民政协报》特邀委员记者的研究发现，去专业化的另一股力量，则是在技术发展、信息公开程度提升和社会分工变化的综合影响下，通过非专业人士深度参与新闻生产而实现的。这之所以能够实现，主要原因有：首先，得益于技术发展。日常的手机等设备已经可以满足基本的采访和传送需求。其次，得益于信息公开程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政协委员愿意面对媒体，甚至变身记者。再次，受到中国“文人论政”的传统理念影响。被选定为特约委员记者的百余名政协委员，大都是特定领域的舆论领袖。最后，疫情长期化及其影响，直接促成了不同行业之间的社会分工出现微妙变化。

第三，新闻内容的“再专业化”的新模式

“特邀委员记者的很多文字、图片和视频作品，比专业记者做得还要专业，且更加鲜活生动。而这些‘跨界’的委员们也从中得到了极大的成就感与满足感。毕竟，报道大会、报道委员，谁又能比委员更专业呢？”这股新闻生产去专业化的力量，却也让新闻内容另一种意义的“专业性”增强。全国政协委员是经济、金融、教育、环保等领域的专业人士，他们用“非专业”的新闻视角探究另一个领域的“高度专业化”问题，去专业化新闻生产活动在新闻内容方面呈现“再专业化”特征。这种成功的合作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许多专业领域有较深造诣的非新闻专业人士可以深度参与新闻生产，同步实现新闻生产的去专业化与“再专业化”，为新闻生产提供了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