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中国新闻奖评委的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编审钱莲生，在《新闻战线》2017年第11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中国新闻奖评选若干问题的理性释诉——兼论中国新闻奖改革的方位》。这篇文章很长，每次阅读都很受益。钱莲生提出了“中国好新闻”的三个评价维度，即发现力、表现力、传播力。摘录如下。
一直以来，新闻界评价好新闻看似有文本上的标准，实际操作中多为“跟着感觉走”“大体则有，定体则无”。新闻作品的评判标准，表面上是一个技术问题，实质上，它触及的是对新闻性质、功能、作用的认识，这些都关乎新闻的常识。
换个视角，我们会有新的发现。新闻是对现实世界的建构。记者建构世界的能力取决于其新闻发现的能力和符号呈现的能力。决定一篇作品是否是好新闻的因素很多，但能体现作者主观能动性的无外乎发现力和表现力两个方面。而一篇作品最终成为好新闻的决定性因素还在于其传播力。
（一）“发现力”是判定好新闻的首要因子
“空气中充满了新闻，到处都在等候新闻采访的人。家家屋里藏着新闻，处处交易的地方也是如此。新闻必等人去寻觅。新闻是不会飞来的，而是取来的，是要搜寻、掘取的。”戈公振形象地描述了“发现”对于新闻报道的重要性。所谓发现力，是指记者把新闻本源所蕴含的新闻价值转化成新闻报道并传播出来的能力。在业界有“新闻发现力是第一生产力”之说。
1．新闻界习惯于从重大题材中发现新闻
有哪些重大题材呢？从国家主席每年发表的新年贺词中，我们可以看出过去一年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重大关切、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以2016年为例，这一年的重大题材如此之多：
践行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打虎拍蝇”；“中国天眼”落成启用、“悟空”号在轨运行一年、“墨子号”飞向太空、神舟十一号和天宫二号发射成功；奥运会、中国女排夺冠；贫困地区儿童入学条件改善、异地办理身份证、户口登记、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家庭医生、“河长”制；G20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建设快速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开张、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维和部队英烈牺牲；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长征胜利80周年；100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在刚刚揭晓的第二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新闻界从这些题材中发现值得传播的好故事的艰辛努力。囿于篇幅，这里不一一列举。
以上题材我们往往视其为新闻报道中的常规题材。常规题材写出超常规的作品，靠的就是记者的发现力。可以说，每一个题材背后都有许许多多令人心潮澎湃的好故事，这些故事甚至会成为我们未来的“集体记忆”，它们等待着好记者去发现。发现什么？发现那些能带给受众新闻文化“获得感”的故事，让受众获得情感共鸣、心灵慰藉、人文关怀、知识增量，等等。
2．新闻发现的两个价值追求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新闻生产过程的社会控制模式主要是宣传模式，因此新闻价值的判断、选题和新闻框架的选择，受到强大的行政力量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有学者发现，“西方主流媒体在意识形态上，除了自然界的新闻和一些无关紧要的、琐碎新闻以外，在其他新闻上的表现几乎无处不在，有的含而不露，有的赤裸裸的，有的曲曲弯弯地表现出它的意识形态。”“西方主流新闻媒体和政党、政府关系密切，常在‘操纵’新闻中表现出它的强烈意识形态”。其实，新闻本就是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没有一个国家的记者不为自己国家的利益鼓与呼。“新闻无国界，记者有祖国。”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的话深中肯綮。
如果说新闻发现有最高价值的话，那一定是国家层面的关切。通过对所发现新闻事实的阐释告诉受众它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正如媒体人李鸿谷所说，我们要善于“发现中国”，“其实中国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陌生的”，“作为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去发现，发现我们这个可能都共同经历却未必知道的中国”。
如果说新闻发现有普遍价值的话，那一定是人文关怀。“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事实总是与人相关联的。最能打动人的新闻莫不与新闻中的人有关，与生命有关。每一个重大新闻事件背后，都有“这一个人”或“这一些人”。“记者的职业尊严来自记者采写的具有普遍人性价值的永恒故事”，“永恒的故事不是关注名人和高官，而是挖掘普通人、底层社会的感人故事。”好新闻对我们生存的世界进行解释，能清晰地告诉受众如何分辨人性中的真假、善恶和美丑。
3.“正面报道”的新闻不等于“好”新闻
这里有一个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新闻报道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似乎正面报道便是“好”新闻。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真的善的美的一面，也存在假的恶的丑的一面，以正面报道为主、弘扬真善美、唱响主旋律是中国新闻报道的核心价值观，我们也从许多正面报道中读出了人性中的大美，让生命充满正能量，但是，我们也不能忘了抨击假恶丑、监测环境也是新闻的另一个基本职能。
“就人类的任何精神产品而言，批判现实主义是其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关键所在。”“作为我们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的唯物辩证法，则更是批判的、革命的。”我很欣赏普利策的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负面报道，关键看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是否“铁肩担道义”，是否胸怀社会责任、济世情怀和历史使命。如果不是为了负面报道而去“揭丑”“扒粪”，而是希冀通过报道促进问题的解决、改善生存环境，那么这样的报道就值得赞赏。创办于1994年的《焦点访谈》一度以深度报道为主，以舆论监督见长，成为中央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栏目之一，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观众的广泛关注和重视……面对悲剧，面对社会不公，“一个普通民众可以选择麻木与失语，但一个媒体人可能就得追问，不断地推翻成见，去寻找更加有效的观察角度与解释工具”。我们注意到，有许多调查性报道发挥了“瞭望哨”的功能，推动了国家政策的完善、促进了弱势群体生存环境的改善，并没有给国家添乱，而是帮了国家的忙。这些所谓“报忧”的负面报道和“报喜”的正面报道在新闻评奖中应该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既是对新闻价值规律的尊重，也是对记者职业精神的肯定。
4．要重视新闻人的创造性劳动
新闻传播是一种劳动，虽然新闻人的付出与作品的社会效果有时并不一定成正相关，但是，记者创造性劳动强度的大小、新闻挖掘深入的程度、新闻伦理的把握都应该成为好新闻评定的一个重要度量。
我们看到那些为了追寻新闻理想、拷问事件真相、守望社会良知而冒着生命危险走进新闻现场深入采访的职业新闻人的报道，常常禁不住热泪盈眶。那些从会议上听到新闻线索后稍加采访、整理便能成文的报道与那些历经周折、逼近真相并最终推动制度变革的新闻报道相比，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创造性的采访是“代表背后的受众，双方以对话的形式来交换信息，以达到任何一方都无法独自达到的知晓程度”。同样是典型人物的采访，张严平面对不善言谈的马班邮路邮递员王顺友，留下来和他一起走过崎岖的山路，终于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出了《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样感人至深的名篇。
从新闻人的专业化要求看，从信息接受者日益变成信息发布者的媒介环境看，通过新闻评价的导向作用，体现新闻人的创造性劳动显得尤其重要。
5．新闻发现的最高境界是“无中生有”
在一些看似“没有新闻的角落”、在一些“新闻沙漠”地带，记者发现了新闻的“绿洲”，这是值得赞赏的。中国新闻奖应该鼓励这种高难度的“发现”。
当然，发现的前提是要基于对新闻事实的准确把握、全面了解，否则就容易犯常识性错误。在本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某报的参评作品《儿童健身设施太少啦》就遭到评委的质疑，事实上，有的地区“儿童设施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参评作品《十多年前被关停的煤窑为何又开了？》，有评委指出仅仅把原因归结为农民生活太苦不得已而为之，有失肤浅、偏颇。
发现问题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前提，这是常识。
（二）“表现力”是判定好新闻的重要因子
“编筐编篓，全在收口。”新闻作品最终是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呈现在广大受众面前的。表现力是指新闻作品表达的完美程度。表现力是判定好新闻的必要因子，是由“新闻用事实说话”的基本特征决定的。好的新闻是“让经过精心选择的事实，运用事实的逻辑说服力，充分而含蓄地表现作者的倾向与观点”的。即便新闻评论也是基于新闻事实基础上的评论。过去，全国好新闻的评选强调好新闻作品要实现“新闻价值、宣传价值、审美价值的和谐统一”，是把审美价值也看做好新闻的基本价值之一的。
表现力主要由以下四个要件组成：
1．作品的细节展示能力
好记者善于“在真实的世界里寻找、发现新闻主题，发现戏剧性的故事、有人性的细节”。从获奖作品看，如果说中国新闻报道最缺什么的话，我觉得最缺“讲故事的艺术”。实事求是地说，有不少参评作品不堪卒读。看看一则美联社关于国家领导人参加20国首脑峰会活动的报道，会给我们以启迪：
美联社华盛顿2008年11月15日电 在白宫为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领导人举行的晚宴上，布什总统热情地跟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打招呼：“嘿，朋友，最近在忙什么？”
布什跟英国的戈登·布朗握了握手，对他笑了一笑，又在他的背后拍了三下。布什吻了吻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的面颊。
各国领导人在蒙蒙细雨中乘轿车逐个抵达北门廊用了75分钟。他们按照相反的礼仪到场，执政时间最短的领导人先到，这样就可让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在晚宴前等待的时间最短。
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是最健谈的一个，当他走下轿车时，布什不得不使劲让他转过身来面对等待的摄影记者。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则太专注于与助手谈话，没有注意到布什在离他汽车六步远的红地毯上迎接他。
2.作品的表达效率
表达效率是新闻作品与其他文字作品的最大区别，它直接影响新闻作品的传播效率。一般认为，好新闻要短小精悍。但是，题材不同，稿件的长短也不应“一刀切”，该长则长，该短则短，关键在于是否摒弃符号中与主题无关的冗余信息。“美国对伊拉克开战”堪为史上最短的获奖消息，就因为题材重大，且新华社领先其他国际通讯社在全世界最先发布这一消息。《“三西”扶贫记》全文近万字，有谁能否认它不是扶贫题材报道中的优秀之作呢？！
3.作品的文风与文体
对于什么是好的文风，新闻界有共识，但是知易行难。比如，科技报道既要准确也要通俗，实际情况却不乐观。2015年，某报的参评消息稿《暗物质探测获里程碑式发现》一般读者无法读懂，被审核委员会撤销参评资格。有评委认为本届一等奖获奖消息《1445种全新病毒科被发现》在可读性上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学理上的贫困导致实践中的尴尬。传统的教科书将新闻文体分为消息、通讯、调查报告等若干类别，而有的教科书去“通讯”化，或曰“特稿”，或曰“深度报道”。“通讯”“深度报道”“连续报道和系列报道”之间的关系互有交叉，错综复杂。中国新闻奖按文体类别设“通讯和深度报道”“连续和系列报道”看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评选中，常常有参评人投错“家门”的现象。
4．作品的语言文字水平
这里有三个层面：其一，文字准确；其二，语言简练；其三，表达生动。在业界有重选题价值轻文字表达之虞，一位名记者毫不讳言自己的认知：“曾经被新闻采写技巧方面的情况所迷惑，比如，新闻写作的叙事逻辑、语言节奏以及文字上的美。”“新闻远远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新闻是用来服务社会，或者说守望社会的。”应该说好新闻的“事实之真”与“文字之美”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缺少哪一个都不完美。
新闻界应该重视作品的美好呈现。“说什么固然重要，怎么说尤其重要。”老舍先生说得好。
（三）“传播力”是判定好新闻的决定性因素
所谓传播力是指新闻作品经由新闻媒体刊播后引发社会反响的程度。发现力和表现力体现的是新闻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新闻作品的传播力往往是新闻人无法左右的。当然，强化新闻人的发现力和表现力是提高新闻作品传播力的前提。新闻写作常常主题先行，而判断一篇好新闻作品应该是传播效果先行。
这是由新闻作品的社会功能决定的。
新闻作品是易碎品，它的价值就是“活在当下”，或可成为“历史的草稿”。作者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把新闻事实转化为新闻产品，往往只能依据自己和传播机构主观的价值判断、采集到的新闻素材、虚拟的受众需求，至于这一新闻作品能否成为好新闻作品，还要看其传播效果。一篇作品的主题再重大，采访再深入，角度再新，开掘再深，文字再精巧，如果没有传播效果，那么就很难有生命力，没有生命力的作品很难说得上是好新闻作品。既“叫好”又“叫座”的新闻作品才是好新闻作品。刘建明认为，好的新闻作品的评价标准有三条：好新闻具有丰富的获悉量；好新闻意蕴深刻、引起社会轰动；好新闻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他认为“评价好新闻的首要标准是由社会影响来判断的”。
我们强调好新闻的社会影响不是哗众取宠、迎合受众，不是传播“名人的丑闻、秘闻、绯闻和传闻”或唯阅读率、收视（听）率、点击率至上，而是在遵从法律法规和新闻职业伦理、坚守职业道德的前提下，在润物无声中完成对受众的引导。
如果说新闻写作完成了“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那么新闻作品的传播效果则主要看对受众不确定性消除的程度。
评委仅通过阅读新闻作品是无法评估其传播力的，需要借助外部信息。目前，《中国新闻奖参评作品推荐表》中有一栏是“社会效果”，不少作者笼而统之地称自己的作品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何谓“强烈的社会反响”？有人把领导批示表扬作为一种社会反响。这确是社会反响之一，可以作为好新闻作品评定的参考。但是，“事实上，有些被有关部门表扬的报道，群众有的并不关心或者并不喜欢，所以这样的表扬其实成为一种形式上的东西”。“宣传报道是要领导和有关部门满意，但也要让群众和读者喜欢，所以要建立客观公正的新闻评价体系，报道的好与不好不能由某个人、某个部门说了算，而是由科学客观的评价体系来决定，保证那些党和政府满意，群众又喜欢的报道脱颖而出。”
一般来说，传播引发的社会效果有三个层面：其一，打动受众是对作品的最低要求，这里指的是作品的可读（看、听）性和必读（看、听）性。其二，触动情感是对作品的中级要求，一篇好的作品是能引发受众强烈共鸣的，这指的是好新闻作品要有感染力，比如穆青笔下的焦裕禄、张严平笔下的王顺友、朱玉笔下的郑培民、江胜信笔下的方永刚都曾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令人“泪奔”。其三，推动问题的解决是好新闻作品的最高境界，其中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好新闻影响今天乃至改变历史；第二，好新闻是对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守护，大则有通过新闻报道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动国家层面政策的出台，小则有通过报道改变普通百姓的命运。
在新媒体时代，可以借助大数据分析工具对作品的传播力进行测评，比如媒体转载情况、受众评论情况等等。无效传播无异于制造信息垃圾。有效传播，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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