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不尽的琴书魂——我的父亲关学曾

父亲的琴书人生

关学曾，1922年生，满族人，祖姓瓜尔佳氏。十六岁出师后在天桥、庙会等地演唱大鼓书。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北京市曲艺团，自编自演的代表曲目有《鞭打芦花》、《杨八姐游春》、《传家宝》、《长寿村》等，以及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有话好好说》（1997）中的琴书片段。他嗓音洪亮、甜润，演唱风格为唱中有说，说中带唱，被誉为“琴书泰斗”。2006年8月，中国文联、中国曲协授予关学曾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

唱不尽的琴书魂——我的父亲关学曾

关学曾

北京琴书前称单琴大鼓。1950年，关学曾两次到朝鲜去慰问，遇到过唱山东琴书、唱山西武乡琴书的。回到北京以后，他觉得应该有点地方特色。因为自己使用北京话来唱，自己又是北京人，就在琴书的前边加了两个字，叫北京琴书。后来，关学曾加进了二胡、四胡，使乐队伴奏起来更加厚实、丰富，形成了今天的这种曲艺形式。

关学曾出身于一个没落的满族家庭，家里一间屋子半间炕，除了有一个火炉子，其他的都是几块砖头搭的小桌。虽然家里贫寒，但收拾的很干净，像桌子上摆的煤油灯，擦得是锃光瓦亮。家里攒了些钱之后，关学曾上了两年的私塾。两年以后，家里的钱用完了，关学曾就停学去做小买卖，卖过臭豆腐和红果。他把红果拿线穿起来，挂在脖子和胳膊上，走街串巷的叫卖。当时，他的父亲每天挑着挑子、打着小鼓收破烂。母亲专门给人家缝穷，就是人家哪件衣服破了或者是要改衣裳，花钱去她那儿缝。

七八岁的时候，关学曾非常爱听姐姐讲故事。那时，他家住在崇文门外磁器口，附近有说书场，他就喜欢去听书。但是他没有钱，就老听“蹭”书，偷偷摸摸的往人群里挤着听。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房东李大妈看着关学曾这么喜好曲艺，而且人长得精神，个儿也挺高，就建议说：“干脆给他找个师父得了。”于是，他拜了石金荣为师。从此以后，就开始系统的学习单琴大鼓。

十六岁那年，关学曾出师了。有一天，在鼓楼后面，演出前热场的那个艺人没来。他的师傅就对关学曾说：“你也学了这么长日子，上去‘垫’个场。”这是关学曾第一次在鼓楼后面登台，唱的非常火，很受大家欢迎。那时候，关学曾每次上台，底下围着的人特别多，大家都爱听他唱的北京琴书。从此以后，他就一发不可收拾。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关学曾一直钻研琴书艺术，直到2006年他去世，他的舞台生涯长达七十年之久。

北京琴书不但赋予了他荣耀，还把一段姻缘带给了他。关学曾的夫人就是他的“粉丝”。当年，只要是关学曾说书，她都不会漏掉，他走到哪，她就追随着听到哪。渐渐的，她就对关学曾产生了爱慕之情。她家街坊有一个老太太，看出了姑娘的心思，就说：“你要喜欢他的话，我给你介绍介绍。”就这样，老人就跟关学曾道明了情况。关学曾听了以后，还有些羞愧。在撮合之下，两个人就见面了，相互之间都很满意，但关学曾迟迟不做出最后的决定。就在他犹豫的时候，忽然传出有另一个人也喜欢这个姑娘。于是，媒人下了最后“通牒”，“你到底怎么着，结婚就赶紧，要不然人家就给追跑了。”

这回关学曾下了决心，连结婚证明也没领，当天晚上，俩人就入洞房了。偏偏赶得不巧，警察来查户口，就把小夫妻俩全给拘到警察局了，告他们是非法同居。后来，关学曾托人找关系，才让人给保释出来。

虽然关学曾的表演很受欢迎，但他的收入却并不丰厚。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曲艺就是“平地抠饼”。意思是说，艺人占块地，就在这儿“抠”出钱来。关学曾挣了钱就全部交回家里，夫妻俩省吃俭用的过日子。有时候，妻子还把做好的饭送去给他，两个人生活得很甜美。到了解放以后，关学曾也是如此。每个月，妻子只给他一点零花钱。他兜里经常只装二分钱存车用。有时候，在小剧场演出结束，剧团里的人邀他去吃宵夜，他都不去，骑着自行车就回家。

对于北京琴书传承的事情，关老认为儿子关少曾的嗓音条件不好，不能胜任。于是，他开始广收门徒。每个礼拜六的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半，他就在家里教北京琴书。谁愿意学都可以来，而且他不但不收费，中午还管一顿炸酱面。所以，关老一买就是十斤多的面条。由于登门求教的人很多，这个本来就不宽敞的家，每个周六都会挤满了来拜师学艺的人，甚至全国各地都有人给关老写信要求学习他的琴书。这样，他就一一给他们回信，告诉他们如果打算学，就先学好普通话，然后把录音寄来，他通过了，就可以来北京学习。

即使这样，符合条件的学生也不多。2001年的一天，关老接到了一个年轻人的电话，他说他很喜欢关老的北京琴书，问能否向关老学习。于是，每个周六，关老的家里又多了一个虔诚的学生——他就是后来最令关老满意的王树才。由于王树才的先天条件很好，关老对他充满了期望。通过关老的教授和他自己努力的学习，王树才已经学会了十个唱段。后来，他被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破格录取，如今成为北京琴书代表性传承人。

父亲的家教

关老的儿子关少曾是独生子，在他的印象里，父亲家教很严，家里规矩太多。对于儿子，关学曾从小就告诫他“不准拿人家东西，不准贪便宜”。

唱不尽的琴书魂——我的父亲关学曾

关少曾和父亲关学曾

关少曾小时候特喜欢玩具汽车。有一次，他看见人家小孩有玩具汽车，就拿回到家里玩。父亲看到了，先是把他裤子扒了，叫他趴在床上，然后就是三个巴掌，再让他给人家送回去。最有趣的一回，是他偷吃母亲装在笸箩里的花生。父亲找花生的时候，一看笸箩里都是碎的了，一猜就是儿子吃的，就把他叫过来，又把裤子扒了，但这回父亲没打。他家里有一个立柜，父亲就让他冲着镜子，跪在搓板上顶笸箩。从那以后，关少曾就记住了，以后吃什么东西，必须要先征得父母的同意。另一条家规就是出门必须跟家里打声招呼，回来也要说一声。一直到现在，关少曾养成了习惯。从外面拍戏回来，进家先得说“爸，我回来了。”报个到，和父亲待会儿。

关少曾上中学的时候，父亲说教比较多。比如，对长辈要称呼“您”和“怹”。如果要是让父亲听到他没用敬语，他马上就会发火。而且，家里不给关少曾零用钱，除非说明要钱的用途，否则，父亲不会给他一分钱。后来，关少曾一赌气就干了一件坏事。他把父亲从朝鲜带回来留作纪念的机关炮铜弹壳卖废品了，甚至是家里箱子上的铜环儿、铜片、铜皮，他都给撬下来卖了。

我的从艺路

唱不尽的琴书魂——我的父亲关学曾

关少曾

小学的时候，关少曾想报考北戏和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但那时，父亲一心想他好好上学，不让他做别的事。到了初二，全总歌舞团要他过去，他也挺喜欢跳舞，但父亲还是没让他去。到了初三的时候，关少曾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偷偷摸摸拿着户口本就去解放军艺术学院报考。当录取通知书拿回来的时候，父亲也没有办法，就同意了。可没想到，那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关少曾心心念念的解放军艺术学院也没去成。那是他最倒霉的一段日子，他被第一批分配到北京人民机器厂。

到了工厂，关少曾自认为，作为一个一只脚已经踏入军艺的优秀文艺青年来说，工作环境太差了。于是，他说了一句落后话：“这谁干得了，跟油耗子似的。”就这么一句话，工厂的人把他告到军艺去。他因为太骄气，录取资格就被退回来了。后来，关少曾就在家待着没事做。父亲在这个问题上也不管他。当时，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造反派”揪出来批斗，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但他很乐观。关少曾记得，有一天晚上，父亲被放回来。他背心上贴着酱嘎巴，好像是贴的东西揪下去了。关少曾对父亲说：“爸，您身上怎么那么多酱嘎巴？”

“没事儿，一会儿脱下去洗洗就得了。”父亲毫不在意地说。

后来，关少曾觉得自己老待着也不行，不能总靠父母来养，他就插队去了。插队一年来，他锄猪圈、耪地、拔麦子，还修了北京的斋堂水库。那时候，关少曾依旧喜爱文艺。那时，民工也有支队组织的宣传队。关少曾就经常参加业余宣传队，到各地方演出，说个快板、说个相声，可他唯独不会唱北京琴书。有时候，大家叫他唱段琴书，可他一点都不会，难免遭人笑话。在家里，关少曾也听父亲的唱段，自己也能嘀咕。他自己觉得小声嘀咕还行，有点那味道，但是一放开嗓子就不知道调跑哪去了，确实很难。后来，关少曾反复琢磨，琴书是说中有唱、唱中有说，里面说的部分都在调门上，都有韵味，但不好掌握，有点像流行音乐的说唱，而且，演员的嗓子也很重要。

军队的演员虽然没当上，但关少曾被分到六建公司做抹灰工，修东方红炼油厂。当时，穿上工作服的关少曾很高兴，每个月挣四十块零四毛，但他还是没离开过文艺这一行。后来，他到处慰问演出，编排节目。领导又把他分配到汽车修理班。在那里，他各方面的工作都干了。业余时间，关少曾还参加了业余的工人话剧团。1978年，关少曾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话剧团，终于干上了自己喜欢的专业。

虽然关少曾没有大红大紫，但父亲的教导紧系他心间：干什么吆喝什么。就是工作要认真，要精于自己的专业。

唱不尽的琴书魂——我的父亲关学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