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南边，靠近三八线的前沿阵地，北朝鲜农民最先在黎明之后听到停火消息。
于是，他们向开城涌去，男的穿着雪白的盛装，女的穿着用各种色彩的丝绸做的传统的裙子。通往城镇的路上挤满了兴高采烈的游行队伍。
人们敲锣打鼓，一边跳，一边高喊着。快到正午时，他们来到了开城，和城镇市民聚集在城镇的主要广场上，在他们的头顶上，五彩缤纷的旌旗正随风飘扬。
中午，喇叭里传出了金日成在平壤举行的庆祝胜利大会上的讲话：
“亲爱的同胞们，兄弟姐妹们，官兵们，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亲爱的同志们，尽管美帝国主义动用陆、海、空三军，配以现代化武器装备，联合了他们的同盟军，但是他们还是被击败了，在人力、物力方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随后，人群中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金日成说道:
“朝鲜属于朝鲜人民，它将继续属于朝鲜人民。”
但是，在南部却没有举行任何庆祝活动。从釜山传来美联社的报道说：
停战消息在这个临时首都受到出人意料的冷遇。“这里人们既没有感到欢欣鼓舞，也没有高呼反对停战的口号。当南朝鲜议会的议长曹奉岩被要求发表个人看法时，他感到非常恼怒。”
美国国内的气氛也同样很冷淡，合众国际社从华盛顿报道说:
“这个国家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没有公众集会，没有狂喜，街道上没有出现任何庆祝活动。”
这种胜利，并不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和盟军在欧洲伟大的十字军讨伐中所获得的那种胜利。一些有影响的国会议员批评了停战条款，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说了一句话表达了许多人的思想情绪:
“美国遭受了一次巨大的失败。”
艾森豪威尔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对这场战争的结束还是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满意。毕竟，三年的挫败、沮丧和流血牺牲终于结束。
这时候，马克·克拉克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朝方面仍关押着3404名联合国军战俘，其中944名是美国士兵。
为了最终交换战俘，联合国军方面精心制订了“大转换行动”。交换时间定在8月5日，在此前几天，人们明显感到实施“小转换行动”的自由门的旧址太小，无法胜任将持续一个月之久、每天接纳400多名战俘的交换活动。
新选的地址是靠近汶山的自由村，原是一个旧军用仓库，后被改建成为第11后方医院，工作人员来自人们所熟知的一个陆军流动外科医院。
8月5日晨，执行交换行动的部队指挥官、海军陆战队上校艾伯特·梅茨对这个场地作了最后检查，他必须负责交换场地一切工作的顺利进行。他在这种场合出现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他本人在二战中就是一名战俘。
越过临津江向北约15英里，被派遣到临时接受和控制指挥部的海军陆战队员们正恭候在板门店附近著名的和平塔附近。
交换协议明确指出交换仪式于早晨9时开始，在此前五分钟，三辆苏制吉普车（每一辆乘有一名中国军官和两名北朝鲜军官）在卡车和救护车的伴随下，驶出了和平走廊的一方。
一位将领高喊:
“海军陆战队，开始行动！”
随后，对方护送的军队停了下来，海军陆战队员们则开始叫战俘的名字，瘦削、阴郁的战俘们从卡车上下来，转送到军营帐篷里。直升飞机上满载着担架飞往陆军流动外科医院，病情稍轻一些的战俘们则被救护车送到了自由村接受治疗。
交换的联合国军战俘因伤被抬上汽车 图片来自网络
经过透视后，健康状况较好的战俘又到人事处接受询查，人事处对他们迄今为止的军旅生活作了记录。之后，这批战俘被获准接受新闻采访，一群记者和摄影记者已在焦急等待。
两名海军陆战队的战地记者也出现在采访现场，美陆军中士理查德·阿诺德看到，接受采访后归来的战俘都很坦然，只有少数人显得有点忐忑不安，谈的很少。
南归的美军战俘们秩序井然，同时还有北归的战俘们。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的儿子西奥多·科南特拍摄到这一场景：
当战俘们被抬上卡车时，他们撕破身上的美军制服，把身上穿的上衣、裤子，靴子脱下扔到大路上，情绪高昂地高唱着爱国歌曲。
到达中朝方面控制区的第一辆救护车载了10名北朝鲜战俘。车门打开后，每一位瘦弱的回归者手里都拿着一面国旗。他们用嘶哑的声音唱起了《金日成将军之歌》。
他们的眼里，充满了对迫使他们来到这里的美国人的仇恨，越来越多的卡车和救护车载着回归的战俘们抵达这里，战俘们的情绪表现无不相似。
志愿军第60军第180师政委吴成德被释放回国
他们一下车，就被护送到帐篷里，在那里他们第一次受到了烟、茶的款待。中国、北朝鲜的记者一见战俘们下车就紧随其后，进行采访。
杜安·索伦是直升飞机的驾驶员，他坐在载着联合国军战俘的开往板门店交换地的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上，这里的人们在静静地交谈。
到晚上，所有的人都进入酣睡状态。当太阳徐徐升起时，索伦也醒过来了。
他感到一阵阵颠簸，象是坐在一艘轮船上。向外望去，他发现列车正在横越一条大河的高架桥上行进。
接着，火车在平壤停了近一个小时，北朝鲜士兵围成一道坚固的防线，把蜂拥而至的市民们阻挡在一百码远的地方。
很快，在平壤南部几英里的地方，他们来到一座被炸毁的大桥旁，战俘们挤进了停候在那里的卡车，卡车很快开到了离开城很近的集结待运地域。
令索伦感到吃惊的是，他的帐篷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简陋，而是有点奢华，帐篷里安置着双层弹簧床，他们看来不用再睡在地上了。
索伦在穿过三八线后，一想到他将面临的繁杂的任务，他那份对自由来临的喜悦之情就减弱了。
他必须马上向陆军情报局汇报内勒·富特中尉以及他的上司对索伦和海军高级将领慌报军情的恶劣行为，而索伦本人则并不想报复富特。
陆军情报局现在肯定会认为，他患了精神病，会对他采取相应措施。但是，他的上司必须受到责问，因为是他向索伦肯定富特富有经验、可信赖。
而且，富特本人声言他对人情、地理环境掌握了第一手材料，这使得索伦的上司更认为富特能胜任其职，但实际上他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
8月30日晨，索伦和另外约50名战俘坐在地上，漫不经心地听着他们的一位看守官上最后一课。随后，让他们上了三辆小卡车，带到了南部。
一路上，他们看到美国军用卡车上挤满了运往北部的中朝士兵，他们经过美军的卡车时，纷纷扔掉手中的衣物，向美军大叫。约过了数英里后，这三辆卡车转了个弯，退到一个简朴的拱门前，拱门上写着几十大字：欢迎来自由门！
蔡，一位身材矮小堪称索伦的战俘营里最优秀的翻译急步上前，试图比较正式地向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呈上回归战俘的名单。
但是，上尉一下从翻译手中抓过名单，走上前，熟练地叫起了名单上的名字。
当每位战俘从卡车上走下来时，就有一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员在一旁握住他的手，护送他走到拱门口。
医生初步进行了检查，在从“失踪”官兵资料中核实了战俘的名字后，索伦以及其他几个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被安置在接待室里、受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伦道夫·佩特将军的欢迎，有人给他们端上了饼干，冰激凌等茶点。
佩特打开了一个略有些扯碎的雪茄烟盒。烟盒内，装着一个海军陆战队飞行中队的飞行员们从他们的军服上摘下的十几对金质空军徽章，用来赠送给每个从战俘营返回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
本来，还计划将赠送空军徽章的仪式拍成电视。但是，当佩特将军带领众人走向拍摄室时，一名助手告诉他，由于所有这批归来者都说他们不愿见新闻记者，拍摄计划就无法实现。
短暂的沉默之后，索伦代表全体归来者说：
“我和其他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员在等待交换战俘时，都一致决定我们不愿在战俘交换地与新闻界会面，因为此前他们已将《星条旗报》的许多复制品带到战俘交换地，我们已经看到了新闻界根据与已归返的战俘们的会谈而发表的那些荒谬文章。
现在，如果让摄影机拍摄佩特将军给我们戴空军徽章，无异于给记者们提供机会让其错误引用或夸大我们将要说的话。
那些自愿从胸前摘下军徽让佩特将军戴在我们身上的飞行员应当被邀请来参加这个仪式。我想，美国国内的人们应该看到和听到的是这样的实情，而不是他们从以前的新闻报道中得知的废话。”
佩特将军再也没有说话，只是暗示人们跟着他走进摄影室。赠送徽章的仪式过后，每个归返者便有机会单独见到佩特将军，向将军汇报任何他认为应该立即予以报道的事情。
索伦向佩特将军汇报了两件事情。第一，一个很有名气的通敌分子那天跑掉了。
要不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上尉劝阻两个被通敌分子出卖的士兵不要在战俘交换地杀死他，那个卖国贼早就活不到那一天了，但是，他要活着渡过太平洋是不可能的。
索伦和海军陆战队的上尉关心的并不是这个卖国贼的命运，而是担心如果那时有好人将那个卖国贼除掉的话，日后是否会受罚。
第二，索伦简单地告诉佩特将军说，他自己之所以没有完成任务是由于美国陆军情报局的两名官员造成的，他认为这两名官员的上司应该立即听取他详细的汇报。
佩特将军没有打断索伦的话，也没有再进一步提问题，而是指示并安排索伦绕道东京回美国，以便他能直接向美军远东司令部汇报这些情况。
战俘中，西奥多·哈里斯上尉是B－29轰炸机的飞行员，他坚决不承认他曾经投掷过细菌炸弹，过去的十个月来，他拒不认罪。
1953年1月下旬，哈里斯被蒙上双眼，装进卡车里，带到了中国的沈阳。此时，他并不知道他的整个机组人员都在那儿。
其后的6个星期，每天他都要受到军事法庭的提审。在法庭上，他总是在问他们是不是在以战争罪审判他？
1953年5月，哈里斯被告知：
“作为战犯，你已被查明有罪，很快就要宣布给你的惩罚了。”
随后，他被蒙上双眼后又被带回在沈阳他第一次蹲过的那所监狱。接下来会是什么呢？哈里斯在想。
9月1日，也就是停战后的第四天，哈里斯上尉被带出他在沈阳的那个阴暗的小监牢。
有人告诉他：
“虽然查明你有战争罪，但仍要把你遣送回联合国军司令部。”
接着，他被推进一辆等候运送武器的汽车里。在车上，他14个月以来第一次见到了他的飞机上的5个机组人员。他们不能相互交谈，随后被装上了一辆窗帘密封的火车，转移到了开城。
9月3日午饭前不久，威尔弗雷德·贝却敌来到开城的博物馆，见到了被当作囚犯关押的迪安将军，一大群中国和北朝鲜记者和摄影师随同贝却敌一同来到这里。
他对迪安说:
“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共进午餐。这对我是坏消息，但对您则是好消息了。明天您就要回家了。”
一番拍照后，迪安接受了赠送给他的两件装有礼物的包裹，一个是联合国红十字会赠给的，较大的一个是中国红十字会组织赠送的。最好的礼物是一个美国制造的安全剃须刀。那天晚上，他刮胡子时，他想着或许他真的快要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他又刮了一遍胡子，然后同两名北朝鲜人同坐一辆苏制老式吉普车出发。他穿着崭新的蓝色斜纹粗布做的裤子，一件红色衬衣。一双网球鞋，一件由西装改成的外套。
迪安被释放回国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开城郊外，吉普车追上了许多停下来的卡车。只见车上载着一批消瘦的美国战俘。他们认出了迪安将军，便向他叫道：
“嗨，迪安将军，我们不知道我们原来是在等您。”
吉普车停在所有汽车的最前面，迪安的朝鲜陪同现在换成了一位能讲英语的中国军官和一个拿着冲锋枪的中国卫兵。
在等候的这几分钟里，迪安将军想着这三年的囚禁生活以及他所碰到的北朝鲜和中国的军官。
整个卡车车队在走在晨前面的迪安乘坐的吉普车带领下，缓缓地向板门店驶去，路边是堆放在一起的破烂衣服。
路上，南下的美国战俘卡车遇到了北上的载着将要被遣返的中朝战俘卡车。陪同迪安的中国军官用发音不很准确的英语告诉他：
“我们到达那儿时，有个中国军官会越过分界线走过来，念交换战俘的名字，只有当他叫你的名字时，你才能从吉普车上下来。”
当吉普车缓慢地驶向战俘交换地点时，有个身材高大的美军上校快步走到吉普车前，向迪安将军敬了个礼说：
“迪安将军，欢迎您回来，您现在下车好吗？”
中国军官说道:
“不，不行！只有叫到他的名字时才行！”
美军上校刚要辩解，迪安说:
“就让他们叫名字吧，现在再呆几分钟也没什么关系。”
9月6日，是战俘交换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批签字承认他们进行了细菌战的美国官兵到达了自由村。
等待遣返的美军战俘 图片来自网络
弗兰克·施瓦布尔上校，联合国军战俘中官职仅次于迪安的美国军官，同其他两个飞行员一起乘坐一辆吉普车，行驶在护卫卡车的前面。
洗过澡后，医生给他进行了体检，他接受了新闻界的采访。记者凯斯·比奇注意到，这些战俘顾虑重重，除非安全方面的军官保证对他们不会有任何伤害的，他们是不情愿多说话的。
这批战俘中说话最直率的是沃克·马胡林上校，他是最后认罪的战俘之一。比奇知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落了21架德国飞机，因而毫不怀疑他本人的勇气。
他始终精神昂扬地面对比奇和其他记者，坐在他旁边的是空军联队的副队长小安德鲁·埃文斯上校。他俩都34岁，但埃文斯看起来要大好多岁。他身材削瘦，嘴不停地抖着，似乎马上就要放声痛哭。
新闻记者忙着作记录，摄影师在不停地拍照。闪光灯闪烁着，照相机咔咔地响着。比奇发现，很难给这些归来的战俘下结论。
与此同时，北上的男女战俘们也在讲述着心酸的故事：
他们没有吃过饱饭，妇女们遭到韩国士兵的虐待和强奸，一些美国士兵也同样很残忍。
一个名叫金永珠的姑娘讲述了美国士兵是如何强迫一群女战俘呆在一间大屋里，剥光她们的衣服。然后，将一些赤身裸体的北朝鲜战俘推进屋内，用把刺刀和左轮手枪对着男女战俘们。
战俘开始跳舞，喝得醉熏熏的美国军官叼着雪茄烟，大笑着，用火烧女战俘们的乳房，接着施行兽欲。
一个大学生说道:
“在士兵的淫威之下，没有人会得到安全。他们甚至还强奸了一个14岁的姑娘，她本是一个仆人，却被他们当成战俘抓了起来。”
9月6日，也就是交换战俘的“大转换行动”的最后一天，绑架杜德行动的组织者朴相显最终乘着一辆救护车来了。
当车门打开时，人们看到的是他的憔悴的脸，蜷缩的身体，不再像个人了。当他被轻轻地搀扶到接待帐篷时，有人问他杜德事件后发生了什么事？他回答说：
“你知道吗？我简直难以置信，二十世纪的今天竟然还有这样惨无人道的美国人。”
随后，他讲述了强行甄别、各种严刑拷打和屠杀，以及他被捕后受到的不间断的审讯。他被单独关在一个牢房里，受到酷刑和饥饿的折磨，一直到那天早晨。
前一天，哈里斯上尉和他机组的五个成员被带到离开城很近的一个帐篷里，然后听了一份分别用朝鲜语和英语宣读的文件，文件宣称哈里斯和B－29轰炸机成员被带往北部，在沈阳接受了有关生物战罪行的审讯，哈里斯和他的组员已自愿认罪。
这场不是战争而称为“警察行动”的战争结束了，朝鲜最终获得了“和平”，尽管这种和平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约两百万名中国人、北朝鲜人、南朝鲜人、美国人以及其他联合国军的士兵们战死在战场上。
两百多万名朝鲜平民死于交战双方的炮火和暴行中，美丽的岛屿现在变成了一片废墟。幸存下来的人们在吊唁死者的同时，试图在这片余烟未散，还散发着死人恶臭的废墟上重建新的生活。
朝鲜战争开始于1950年6月25日，地点是在三八线上，三年之后，战争结束于几乎同一个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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