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崔善辩,舟子执拗,各执一词,持续多轮,是非难辨。
一边代表着公众对转基因的普遍焦虑,一边代表部分人力推转基因的信心和决心。
这样的PK在中国乃至全球上演多轮,并不新鲜,只是拜托两位知名人物再度风生水起。
崔永元说:转基因食品,你吃吗?你可以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你可以说我白痴,我也可以说你白吃。
方舟子回击:你当然可以选择不吃,但是不要传谣阻碍中国农业技术发展。我科普的是各国权威科学机构认可的科学,你根本不懂,有何资格质疑?方舟子甚至摆出自己是美国生化博士、从事科普多年的牛逼经历来佐证自己的权威和无可争议。
挺转基因食品者引用的数据是:美国转基因大豆产量占美国大豆总产量93%。美国大豆大部分用于国内,预计2012至2013年度国内消耗4720万吨,向国外出口3730万吨,约占总产量45%。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亨利·米勒2011年一项研究显示,美国人过去10年总共消费3万亿份转基因食品。并以此佐证中国人民吃转基因食品的合理性正当性。
但不容否认的是,即使在美国,围绕转基因食品的争论始终没有消除,其亚洲亲密盟友日本甚至靠大力推广有机农业产品来极力阻止转基因食品,欧洲也采取了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即使对转基因食品无比放心的美国,目前也没有直接将转基因技术用于人类主粮。
和西方形成的较完善法治社会环境、严格的食品监管体系不同,中国消费者正当权益缺乏完善法律体系护佑,维权成本高昂,知情权、选择权、监督权、索赔权往往不被尊重,加上全社会科普工作的滞后——2012年中国科学调查,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仅仅占公众4%,因此政府在引进推广转基因食品过程中保持高度透明,并在食品上隆重标注,不懈启蒙,让公众自主选择便显得顺理成章。
即使在美国,民众的疑虑也是长期存在的——汤森路透集团两年前所做的一份民调显示: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有21%的人确信是安全的,64%的人不确定,15%的人认为不安全,而90%的人都认为那些由转基因原料制成的食物应被特别注明。
另外,此起彼伏的各类食品安全事件频发,而在行政化监管体系下,由于多龙治水和治理效率的低下,相当程度透支了政府公信力,当政府力推转基因食品时,招致民意激烈反弹在意料之中。在此背景下,靠民间备受争议的方舟子联合一些科学家去推广转基因食品便显得公信力不足。
目前科学界的普遍共识是:从1996年转基因技术应用于人类食品,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转基因对人的健康有害。但科技的进步是无止境的,今天的无害不意味着挑战生物伦理的转基因不在未来被发现问题。
1948年,DDT及其毒性的发现者、瑞士化学家保罗·赫尔满·米勒因此发现获当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是应用DDT这类杀虫剂,就像是与魔鬼做交易:它杀灭了蚊子和其他的害虫,也许还会使作物提高了收益,但同时也杀灭了益虫。1962年美国著名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在与DDT以及背后的庞大利益集团抗争了多年后,于1962年完成《寂静的春天》,两年后在攻击谩骂中死去。今天,她成为保护环境、坚持真理的一面旗帜。
在书的结尾,雷切尔·卡逊说:“我们关注宇宙中自然奇观和客观事物的焦点越清晰,我们破坏它们的尝试就越少。”
这段话也送给今天盲目崇拜信任转基因的人。争论不是坏事,没有人握有绝对的真理——不管他身上贴着什么样的标签,有着什么样的身份、地位。
不过,当下围绕转基因的争论已经远远超越了科学的范畴,即使其中一些食品是安全的,在中国推广,尽快营造一个能够放心食用的制度环境却更紧迫。(石述思)
方舟子和崔永元为何掐架?
石毓智
这两天方舟子和崔永元“打得火热”。这两个人我都很赏识,方舟子是科学求真派,崔永元是社会求真派。
这两个人都在暗讽对方的“人品”,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人的人品都很过硬,起码跟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比是如此。在我看来,这两个人争论的原因不是谁的人品上出了问题,而是在看法上发生了分歧。
对于同一件事情,因为不同的人知识背景不同,掌握信息多少有别,思维方法有别,观察角度相异,价值观念有差,都会造成观点的分歧。因此尊重对方,公平辩论,有利于求真。
特别指出,由上述因素导致的观点分歧,不能简单归为“造谣”、“传谣”。谣言是故意混淆视听,编造假信息,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方舟子和崔永元代表的是两种很不相同的思维:一个是理工科的理性思维,一个是文科的情感思维。两人的意见分歧是正常的,除非崔永元想拍方舟子的马屁,才会阿谀奉承方舟子。
方舟子是中国大众科普中的“唐吉诃德”。然而,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中国民众不光不容易接受转基因食品,而且对任何“变化”都有天生的排斥心理。然而,不论是自然界的物种演化还是科学文化发展史都证明,长期单一的“基因”必将导致一个物种或者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个物种要强壮,一种文化要强盛,必须吸收外来的“强壮基因”。这也是中华文化面临的严峻问题。
崔永元方舟子对掐:对社会是好事
公共表达需要的是多样的观点,观点是否能够立得住可以讨论,但这种表达的权利却是需要尊重和保证的。
9月7日,20多名网友参加了采摘转基因玉米,并煮熟品尝活动。这次活动由方舟子发起,方舟子认为“品尝转基因玉米虽无科学研究价值,但有科普价值,应当创造条件让国人可以天天吃转基因食品”。这次活动引发网上热议,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也转发了微博:“转基因食品,你吃吗?你可以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你可以说我白痴,我也可以说你白吃。”
作为公共领域的名人,崔永元和方舟子的知名度,决定了他们的论战必将成为舆论焦点。客观地说,两人在激烈的交锋中,并没有说清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倒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公共表达的范本:公共表达的界限在哪里,公共表达的目的到底何在。这或许是崔方“对掐”最应该留下的东西。
必须承认,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一个专业的判断。在没有经过亲身验证的时候,人们对这些专业问题,只能听从专家的建议。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方舟子可能占据论战的主动性———他毕竟有相关专业背景,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现在也算暂时有定论。但这并不影响崔永元对其提出质疑,因为崔的本意也不是就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展开一个讨论,他更关注的是人们的选择权———即便转基因食品安全,我也有不吃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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