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南宋文坛，人们多半先想起陆游“铁马秋风大散关”的豪壮，或是辛弃疾“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激昂。但有这样一位诗人，既能勾勒“昼出耘田夜绩麻”的田园烟火，亦能倾诉“忍泪失声询使者”的家国之痛——他便是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称“中兴四大诗人”的范成大。这位被钱钟书盛赞为“田园诗集大成者”的文人，一生足迹遍历朝堂江湖，将南宋的山河沧桑与民生百态，尽数揉进了诗行之中。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范成大究竟凭何本事，在高手如林的宋代文坛稳稳立足？
要读懂范成大的诗，首先得摸清他所处的时代底色。他生于靖康之变后的第三年（1126年），整个童年都浸润在“靖康耻，犹未雪”的悲怆之中。南宋偏安江南后，表面虽有“中兴”气象，内里却危机四伏：外有金国铁骑虎视眈眈，随时可能挥师南下；内有苛捐杂税层层盘剥，百姓早已不堪重负。彼时的文坛，也正处在新旧迭代的转型期：江西诗派秉持“无一字无来处”的创作理念，却日渐陷入雕琢晦涩的窠臼；而“四灵派”为反其道而行之，又局限于浅吟小景小情，格局未免狭小。就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范成大走出了一条独树一帜的“接地气”创作之路——他不耽于文字游戏，也不困于风花雪月，而是将目光牢牢投向田间地头的疾苦、山河故园的兴亡。
范成大的人生轨迹，仿佛是为写诗量身定制。他出身官宦世家，却绝非温室中娇养的公子哥。二十余岁考中进士后，他从地方小吏逐步晋升至中央重臣，历任徽州、成都、明州等地知州，甚至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政绩颇为卓著。而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乾道六年（1170年）的使金之行——他以使者身份出使金国，顶着随时可能掉脑袋的风险据理力争，最终成功索回了河南的部分失地。这段特殊经历，让他既洞悉了朝堂的波诡云谲，也亲历了沦陷区的民生疾苦，更深入体察了乡村的烟火日常。58岁那年，看透官场倾轧的他毅然辞官，回到苏州太湖之畔的石湖隐居，自号“石湖居士”，也正是在这段时光里，诞生了震撼文坛的《四时田园杂兴》。
在诗词发展史上，范成大最硬核的贡献，便是将田园诗从“隐士闲情”的范畴，升华为承载民生百态的“史诗之作”。在他之前，陶渊明写田园，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超脱；王维写田园，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幽雅致——本质上，都是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避难所。但范成大的田园诗截然不同，字里行间不仅有泥土的芬芳，更浸透着底层百姓的血汗。钱钟书的评价极为精辟：“他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这话半点不假，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堪称一部鲜活的南宋农村“百科全书”。
这组创作于他62岁的组诗，按春夏秋冬分为五卷，每卷十二首，将农民的耕织劳作、民俗节庆与悲欢离合，尽数描摹得淋漓尽致。咱们先看最为人熟知的《夏日其七》：“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全诗没有半句华丽辞藻，却如一幅细腻的白描画：白日里田间耕耘，夜晚间搓麻织布，村庄里的男女老少各忙其事；就连稚气未脱的孩童，虽不懂耕织之道，也悄悄蹲在桑树荫下，模仿着大人的模样学种瓜。这细节何等真实——农村的孩子从不是娇生惯养的模样，耳濡目染间便已懂得分担劳作。这般充满生活情趣的场景，唯有真正沉下心蹲在田间地头观察的人，才能写得如此真切动人。
但范成大的田园诗，绝非只有“岁月静好”的温情。他更敢于直面农民的苦难，比如《夏日其十一》：“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采菱本是买不起田地的贫苦百姓赖以生存的活路，可他们采得手指流血、形容枯槁，官府却连湖面都要征收租税！这哪里是田园牧歌，分明是字字泣血的控诉。要知道南宋的苛捐杂税有多严苛，连朱熹都曾痛斥“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范成大曾任地方官，亲眼目睹农民交完税后面临空仓的惨状，正因这份亲历，他的批判才更具千钧之力，远比空喊“同情百姓”的口号来得实在深刻。
除了耕织劳作的艰辛，这组诗中更饱含着浓郁的民俗烟火气。晚春时节，“胡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买茶”——蝴蝶双双飞入金黄的菜花丛中，漫长的白日里本无访客登门，可鸡飞篱落、犬吠墙洞的声响，便知是茶商前来收购新茶。动静相生间，乡村的宁静与生机被刻画得活灵活现。秋日丰收时，“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新筑的晒谷场如镜面般平整，家家户户趁着霜后的晴天抓紧打稻，欢声笑语中夹杂着如轻雷般的声响，那是连枷击打稻穗的声音，一夜未歇。这六十首诗连贯读来，仿佛亲身经历了南宋农民的一整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其间的喜怒哀乐尽在眼前。
如果说田园诗是范成大的“温柔底色”，那么他的使金诗便是藏于字里行间的“铁血丹心”。乾道六年的那次使金之旅，他沿途写下七十二首绝句，将沦陷区的山河破碎与遗民的故国之思尽数记录，《州桥》便是其中最戳人心扉的一首：“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州桥南北的街道，本是北宋汴梁的繁华天街，如今却成了沦陷区的标志。当范成大走过这座桥时，遇到了白发苍苍的父老乡亲，他们强忍着泪水，哽咽着向南宋使者发问：“咱们的朝廷大军，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打回来啊？”这句问话轻得似一声叹息，却重得如千钧巨石——那是几代人深埋心底的故国之思，是沦陷区百姓最后的期盼啊！
这首诗的精妙之处，全在“白描”二字。没有激昂的豪言壮语，仅用一个简短的对话场景，便将家国之痛刻画得入木三分。要知道，当时金国明文规定，南宋使者不得随意与当地百姓交流，范成大不仅敢与父老对话，更敢将这一场景写入诗中，这份勇气的背后，是对故国山河最深沉的赤诚。这些使金诗传回南宋后，瞬间激起了无数士民的爱国情怀，连陆游都忍不住为他击节赞叹。相较于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悲愤直白，范成大的爱国诗更如一把钝刀，于平淡中割人心魄，后劲绵长。
除了诗坛成就，范成大的词同样颇具功力。他的词风与诗风一脉相承，清新婉丽间藏着细腻情感，尤擅捕捉那些不易察觉的心绪。比如《鹧鸪天·嫩绿重重看得成》：“嫩绿重重看得成，曲阑幽槛小红英。酴醿架上蜂儿闹，杨柳行间燕子轻。春婉娩，客飘零，残花浅酒片时清。一杯且买明朝事，送了斜阳月又生。”上片尽写春景的热闹鲜活：层层叠叠的嫩绿渐次铺展，曲栏幽槛边点缀着小巧的红花，酴醿架上蜜蜂嗡嗡喧闹，杨柳枝条间燕子轻盈掠过。可下片笔锋一转，写尽漂泊在外的孤寂：春光温婉动人，自己却身为羁旅之客，对着残花浅酌几杯，换来片刻的清闲。一杯薄酒暂且消解愁绪，只看着斜阳西落、明月东升，日复一日的漂泊之感油然而生。这种以乐景衬哀情的笔法，将羁旅愁绪写得淡而愈深，余味悠长。
范成大的过人之处，更在于他“兼容并蓄”的创作理念。他不似江西诗派那般死守“典故堆砌”的桎梏，也不似“四灵派”那般困于“小景浅情”的格局，而是博采众家之长，最终形成了“平易晓畅却意蕴深厚”的独特风格。无论是农民口中的质朴口语，还是官场中的专业术语，到了他的笔下，都能化为富有韵律的诗句。比如“小妇连宵上绢机，大耆催税急于飞”，“大耆”本是当时催缴赋税的小吏，用词直白得如同话本叙事，读来却自有诗的韵律与张力。这种“接地气”的创作风格，让他的诗词不仅能在文人雅士间流传，更能被田间百姓读懂、传唱，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
晚年隐居石湖期间，范成大还创作了大量山水诗与民俗诗，其编撰的《吴郡志》中便收录了不少，书中详细记载了苏州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如今已成为研究南宋民俗文化的重要史料。他去世后，宋孝宗亲自为他题写“石湖居士”墓碑，这份殊荣足以见得朝廷对他的认可与敬重。到了明清时期，他的《四时田园杂兴》更是成为学童启蒙的必读书目，连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都特意安排香菱学习他的诗作，足见其作品的深远影响。
范成大的一生，他既是政绩斐然的贤臣，更是独树一帜的诗人。他用双脚丈量过南宋的山河万里，用双眼见证过底层百姓的生计疾苦，用笔墨记录下时代的悲欢离合。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没有躲进书斋空谈玄理，而是将自己的赤诚之心与悲悯情怀，尽数融入诗行之中。田园诗因他而突破了“隐士闲情”的局限，拓宽了题材与境界；爱国诗因他而多了份“亲历亲闻”的真切，更具感染力。他就像一位执着的“田园行者”，在南宋的田埂间、山河中，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坛坦途。
读范成大的诗，读到的不仅是“桑阴学种瓜”的童真意趣，“湖面亦收租”的沉痛悲愤，更是一位文人“以笔为刃”的良知与担当。在高手如林的宋代文坛，范成大或许不是最张扬夺目的那一位，却定然是最扎实厚重的那一个——他用一首首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诗词，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真实的南宋，更让我们读懂了一位诗人最珍贵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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