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老师,舍身求法的人三个事例简短

1、商鞅的老师，舍身求法的人三个事例简短？

商鞅为了变法彻底，敢于处置违法的太子和太子师傅，不惜埋下自己被车裂的祸根。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字复生。在谭年轻时，他的家乡流传一种传染病，得这种病的人几乎全部死去。谭嗣同不幸也被传染。他病了很长时间，家人都以为他要死了，但最终他奇迹般地痊愈了。

谭嗣同康复后，就以复生为字。

不过成年后的谭身体状况每日愈下，自感大不如前。他之所以力推变法，可能也是感到人生无常，能在有生之年为改变国家羸弱困境而奔走也算是人生一大幸事吧。

最终，谭嗣同决心为变法不惜一死，来唤醒麻木不仁的国民。“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而后慷慨就义，虽悲壮且震撼世人！

2、秦惠文王嬴驷为何要杀了商鞅？

这两个问题，既要分开来看，也要合起来分析。我们先分开来看：

首先，嬴驷诛杀商鞅。

商鞅是前朝元老级人物，树大根深，而新王初立，这就是新王执政路上的拦路虎。更何况秦孝公死后，老贵族势力反扑，嬴驷诛杀商鞅，也是不得已之举。

嬴驷与商鞅也可谓是有深仇，因为自己犯法，而割了自己老师的鼻子。要知道这在古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像今天这样随意对自己身体动家伙的。在春秋战国那年代，伤人身体还不如直接处死。

再一个，嬴驷诛杀商鞅，为何还要用商鞅之法呢。

这说明嬴驷不仅仅是一个聪明的君王，更是一个有着长谋远略胸怀大志的君王。

秦国地处中原西陲，民风彪悍，私斗成风，民智未开，其实这样的人文环境下，自保尚且费劲，更不用说东出了。

纵观商鞅之法，让秦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是秦国的巨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算是小进步。商鞅变法真正的强大之处在哪呢？

在于商鞅变法，打破了由老贵族把持的僵化的体制，激活了人才向上流动的路径。

有人还不行，还要有后勤。

商鞅变法解决了秦国的后勤问题，那就是进行了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土地革命。这个可以对照太祖是如何利用土地革命动员全国人民的，你就知道土地革命背后释放出来的巨大的生产力。

最后，不得不说嬴驷是一个有为之君。

看到有人说，商鞅不懂得进退，刻薄寡恩，对于一个法家名士，搭建起秦国政治框架，同时发动起中国第一次土地革命的人，要知道他不仅搭建的是秦国的政治框架，更是后世几千年一直沿用的政治框架。

而土地革命的成功，也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作为一个这样的人，何能不懂得进退之道，又怎么会恋栈权位呢？

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以身护法。

而嬴驷也确实没让他失望，继续沿用商鞅变法的成法，让秦国不断的崛起，最终统一中国。

最后总结一下吧，用几张图片。

3、司马迁司马光对商鞅变法评价背景？

一、从商鞅早年经历浅析变法动机 对商鞅求见秦孝公之前的人生经历描述，《史记商君列传》和《资治通鉴卷二》（1）基本一致。商鞅在年轻时就“好刑名之学”，辅佐魏相公叔座担任中庶子的职位。商鞅拥有才能，公叔座在病重时嘱托过魏惠王要利用此人才，“愿王举国而听之”，如果不用“当杀之”，但是魏惠王却根本没把公叔座的话当成一回事，认为“公叔病甚，悲乎”，甚至认为听了他的建议，“岂不悖哉”。由此看出，商鞅并未受到重用，这可看作是他日后西入帮助孝公的巨大动因。 至于商鞅为什么到了秦国，秦孝公通过什么任用了商鞅，两书的描述有了明显的详略之分。《资治通鉴》中详细描写了秦孝公的一段招贤令，写到秦孝公回忆秦穆公的光辉，“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2），他希望“强秦”，这也是秦孝公日后迫切希望采取措施巩固统治的原因。除了统治者的强国目的，商鞅本人也有自己的私人目的，孝公的法令中说“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3）。前面已经提到过，商鞅在魏国不受魏惠王的重视，有了这么好的成名逐利机会，商鞅自然不会放弃，大张旗鼓的进行改革便是迅速成名获取地位的有效方法。 商鞅说服孝公的过程，《资治通鉴》的描述十分简略，“卫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监以求见孝公，说以富国强兵之术”。而《史记》中却有段精彩的叙述。面对秦孝公，商鞅首先提出了“王道”，秦孝公不感兴趣，商鞅又提出“帝道”然而“未中要旨”，经过两次挫败，商鞅理解了秦孝公的想法，提出了“霸道”之说，孝公听得津津有味，“语数日不厌”。《史记》对这一段的描述恰好呼应了秦孝公发布诏令中说希望东伐，恢复秦穆公政令的美好愿望。同时也显现出商鞅渴望的到重用的强烈愿望，商鞅身为法家，也兼用了儒家的思想对秦孝公进行试探，他“挟持浮说”，正说明了他用了很大的努力迎合国君的想法以得到与其才能匹配的政治地位和经济财富。 总之，无论是秦孝公的强国目的，还是商鞅的个人目的，这两者都成为了开展商鞅变法的有力动机。 二、从商鞅变法措施谈变法的功过 商鞅在与甘龙、杜掣进行了一系列是否要变革旧制度的激烈争论后，秦孝公最终还是同意变法，“以卫鞅为左戍长，卒定变法之令”（4）。商鞅变法的措施在《史记》和《资治通鉴》有详细的描述。 商鞅变法措施颇有成效。经济方面，商鞅实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政策。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商鞅推行耕战的政策，不仅保证了战争的兵源，也促使了秦国经济的发展。 社会方面方面，商鞅实行奖励军功的政策，严禁私斗。这样不仅改善了民风，减少了争斗，也从实际上废除了士卿士禄制，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加强，提高了士兵的积极性，以立功为荣。而且据林剑鸣的《秦史稿》所说，当时的私斗其实所指的邑斗，也就是奴隶主贵族争夺土地的争斗，所以商鞅法令的出台也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奴隶主势力的扩张。行令几年后，“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什伍制度，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对秦献公时期制定户籍的延续，法令出台使得秦国的人民不敢以身试法，有助于社会安定。 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还提到一点“民有二男以上不分邑者，倍其赋”，这一点在《资治通鉴》中被省略了。但这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点也可称为小家庭制度。对于一户有两个儿子不分居的，就用强迫的方法，给以这类人加倍赋税的惩罚。这样移风易俗的做法，不仅有利于增加人口数量，还有利于保证国家对税收的征收，也改变了秦国以前的落后习俗，配合了当时社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体制。 关于法令的实施，商鞅也并不是十分顺利的，司马光和司马迁二人都记录了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徙木立信”，一个是惩罚太子犯法。司马光对“徙木立信”的整个做法是认同的，的确，“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这样的做法有利于推动了法令的实施。太子犯法后，商鞅严厉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和太傅，这种魄力使得“明日，秦人皆趋令”。商鞅这一行为是对壹刑也就是“刑无等级”、“无贵贱”很好的实施，同时这也是商鞅重刑主义原则的体现。 这些措施都是在显王十年之前发生的事，也是商鞅的第一次变法，经过了这次变法，秦国达到了“家给人足”的目的，对于商鞅本人来说《史记》中记载“于是以鞅为大良造”，他所想要的地位名声也已得到。 商鞅的改革措施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趋势的，但他的重刑原则却使得他激化了与贵族奴隶主之间激烈的矛盾，“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5）最后得到车裂而死的下场。但这毕竟只是商鞅的个人悲剧，并不是历史的悲剧，商鞅死后，其变法仍然在秦国推行，可悲，可叹。 三、从变法评论谈社会意识与阶级局限性对史学家的影响 文末，两位作者都对商鞅变法发表了自己的感慨与评论。在商鞅的为人方面，司马迁和司马光不约而同地用了“刻薄”二字。司马光发表感慨时写到“而商君尤称刻薄”，而司马迁的描述更为直截了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一开始就将商鞅定性了。之后便是介绍一系列他所做的刻薄少恩之事，说他“刑公子虔”、“欺魏将”等等。其实“欺魏建”只是一种战争谋略，“刑公子虔”只是对商鞅法令的正常实施而已，只通过这些事情完全将他定为人品刻薄，这未免太偏激了。 这些评论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意识对史学家的重要影响，曾振宇曾经说过，“中国历史有一个颇具规律性的现象，后一个朝代总是极力诋毁前一个朝代，以此来为当今朝代的存在寻找合理的依据”，司马光作为一个史学家，即使秉持客观的原则，贯承“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还是不能做到完全摈弃政治功利和个人的感情因素。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周记显王十年发表了自己看法，此时只是商鞅的第一次变法。他主要是从诚信的角度发表看法，赞赏“秦孝公不费徙木之赏”的行为，来勉励“四海治平之政者”要注重诚信。司马光都没有对他使秦国富强的功劳进行赞美，而只是针对“诚信”发表了“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等看法，顺带还不忘骂上商鞅一句刻薄，这样的评论一方面是因为司马光坚守“鉴于往事，有资于政道”的原则，想要通过历史事件来劝勉现在的帝王，从历史兴衰成败中提取治国的经验。一方面也是因为司马光所处的社会环境，司马光生活在宋真宗、宋神宗时代，正是王安石变法开展之际，虽然与王安石私交还不错但是在政治上的意见摩擦还是很大的，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请求担任闲职开始著史，从阶级角度看，司马光依然是地主阶级保守派，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司马光对自上而下的改革创新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意识对史学家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史学家还不能完全站在历史的高度看问题。虽然《史记》和《资治通鉴》在著述时都秉持了尊重史实的基本原则，但其中的取舍之处也启示我们作为史学研究者要有谨慎对待史料的研究态度。

4、商鞅的老师究竟是谁呢？

1、商鞅的老师究竟是谁，历史一直争论不休，一说是鬼谷子，一说是尸佼。《大秦帝国》作品中，商鞅自称曾师从两人；荀况就是荀子。

2、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鬼谷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纵横家的鼻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神秘色彩的人物，被誉为千古奇人，长于持身养性，精于心理揣摩，深明刚柔之势，通晓纵横捭阖之术，独具通天之智。与墨子并称为春秋战国时期最神秘的思想家。

3、尸佼，尊称为尸子。约生于周安王十二年(前390年) ，约卒于周显王三十九年(前330年)。先秦诸子百家之一，也是先秦三晋思想文化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中对于社会改革、对于哲学思想都有重大的贡献。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 魏国人，一说鲁国人。明于刑名之术，被称为“尸子”。

4、荀况（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战国末期赵国人，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在人性问题上，提倡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

5、也就是致力于锐意进取恢复中兴的张居正刻骨铭心的仇恨？

明朝万历皇帝有着二十年不上朝的记载，与身为当朝宰相的张居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张居正身为万历年幼时的帝师，在教育万历皇帝时极为苛刻。在万历登基执政后，张居正身为首辅大臣，几乎独揽朝纲十余年，万历皇帝犹如一个傀儡。张居正在去世后，暴露了很多个人德行问题，且与为万历灌输的思想理念截然相对，这让万历皇帝的信念遭到较大摧残，因此万历才会如此仇恨千古一相张居正。

张居正身为万历年幼时帝师，可谓对年幼的万历寄予很厚的希望，不遗余力的培养万历成为一代明君。身为一个臣子，张居正尽心竭力辅助年幼的万历皇帝，在张居正的建议下，万历每天都要去文化殿听儒臣们讲解诗书，研习治国之道，甚至连万历皇帝的日常生活开支都精敲细算，力求节俭。

这种霸道苛刻的教育方式，在给万历灌输成为一代圣君明主的同时，也给万历幼小的心灵留下童年时不可磨灭的阴影。加上生母李太后对其要求甚为严格，年幼的皇帝碰上了强势的老师和严格认真的母親，内心叛逆感骤起，犹如弹簧一样越压越反弹，这是万历日后清算张居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张居正身为一代名相，在明清那种君权高度集中的时期，是唯一一个权利几乎与皇帝等同的大臣。张居正在成功挤掉高拱成为内阁首辅之后，加之万历的母亲李太后以及太监冯保等有实权的人的支持，几乎拥有了皇帝所拥有的权利。张居正在位十几年间，虽然力推变法改革，功劳卓著，但其几乎架空了万历皇帝，功高盖主，使万历成为一个傀儡，在万历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及日后清算张居正的伏笔。

张居正教育万历的过程中树立了一个高尚正直的形象，但私下里个人道德却欠缺，几乎与在万历面前所表现的形象相反。张居正奢侈到荣归故里时用64人的轿子，私下里收受贿赂，张居正对女色也是非常爱好。这样的结果对于万历皇帝来说，犹如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仰或信念被瞬间摧毁一般，对于万历的打击很大，也是万历仇恨张居正的一个原因。

张居正生前登顶权利核心，力推变法，卓有成效，为了国家鞠躬尽瘁。但因变法过程中得罪较多人，且其为人苛刻偏执。在其病逝后，万历皇帝终于独揽了大权，对张居正开始大力清算，张家家破人亡。一世的辉煌，犹如过眼云烟，飘散在茫茫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