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9日，萨达姆·侯赛因经历了美军一整晚的折磨，他的身体几乎到达了极限。
他这辈子第一次，向看守低声求过一回情——不是为自己，是为女儿带句话。
一个把国家捏在手心的人，临了却盯着一条家人的消息。这事，你说讽刺不？
他年轻的时候也没想过会走到这一步。三十年代的伊拉克，街头巷尾都是外力和旧王朝留下的阴影，大人讲起政治一半是愤懑一半是无奈。他出身不光鲜，家里拿不出什么体面，可家里有个舅舅，脾气急，念头也冲，整天跟人辩阿拉伯该怎么走。少年萨达姆坐在屋檐下听得多了，心里那股“要自己做主”的劲就生了根。
二十岁时，他握了握拳，进了复兴党。那会儿这个党在巴格达的茶馆里被人小声议论：要阿拉伯人自己团结，要把外面的手赶出去，要平等、要新秩序。听起来很漂亮，也很危险。年轻人爱这种热气，他也一样。从那之后，他在组织里穿梭忙碌，学会了怎么结交，怎么躲避，怎么在危险的街角把话说到别人心坎里。
下一年，天翻地覆。1958年的夏天，王朝倒了，人心和军权一块倒向了“新”的方向。萨达姆那时还是小角色，站在人群后面看人上台下台，学的是什么？不是口号，是时机。谁跟谁握手，谁不看谁的眼睛，谁半夜换了门锁——这些他都记住。伊拉克的政治就是这样，有时候不是你跑得多快，而是你敢不敢在暗巷拐弯。
到了1963年，复兴党尝到了政变的甜头也尝到了苦头。短暂掌权又失去，许多人昏头转向，他倒反而清醒：失而复得的事情，第二次不会再手软。他做事狠，扛得下脏活，党内的老人开始记住他这个名字。那几年，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晚上不轻易睡死，电话放枕边，半夜有人敲门，他能第一时间站起来。
1968年他又被推到了前台，这一次，复兴党把国家的钥匙握紧了。他入主安全系统，管的是最难看的那一摊：盯人，抓人，清人。他不藏着掖着，手段硬得叫人害怕。很多人的人生被他的一纸命令改了轨道，很多家庭的灯从此不再亮。这是他往上爬的阶梯，也是后来很多仇恨的来源。
到了1979年，他坐到了最高的椅子上。那一天之后，巴格达的空气都像紧了一度。他清理掉了能威胁他的人，毫不手软。会场里有过一幕：台上点一个名，台下就有人脸色惨白地起身，消失在门后。权力这个东西，握住了，手就放不开。他相信秩序必须靠恐惧维持，很多年里，他也确实让秩序像铁板一样硬。
但铁板下面的火一直没灭。外部的敌意、内部的裂缝，彼此捅来捅去。2003年春天，美英联军打着“清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旗号压过来，导弹划破夜空，电视里那座熟悉的城市火光连着火光。军事指挥部被击穿，通信中断，老将军的名单像被风掀翻的纸。伊拉克的部队还在抵抗，但科技和资源的差距，就是一道过不去的沟。几周后，巴格达的门开了，很多人一夜之间改了口音，穿上了不同颜色的袖标。
他消失了。有人说他进了乡下，有人说他向北去了，也有人一口咬死他还在城里。美国人把他的照片贴满了墙，开出一笔足以让亲兄弟反目的赏金。特种部队和情报人员把与他有关的人一个一个翻出来，问话，敲打，试探。他的两个儿子被找到了，却一句对他不利的话都没吐出来，最后在一场枪战中倒下。家庭，是他留下的最后一道防线，顶住了，但没能救他。
钱这个东西，有时候比恐惧更有力量。有人撑不住，看着那串数字，心里那道闸被撞开了。2003年年末，一个地洞里，他被拉了出来。那一刻，电视画面里的人让所有人愣住：那张脸还是那张脸，可鬓角白了，眼底灰了，曾经站在检阅台上挥手的那个人，像一夜之间变成了别人。他自己也明白，反差本身就是告别。
之后，他在美军的看押下度过了漫长的日与夜。审讯室里灯光很亮，问题很密，他大多时候不接招，只沉住气。拘押期间的那些屈辱，就像细针扎皮肤——逼着脱光拍照，拿国旗做笑料，甚至有人让他唱他们的歌。不是每一针都要命，可一针一针扎下去，就是把一个人的尊严往下压。他没有自行了断，他说那样像是在替对方盖章承认，他不甘。
2004年，审判交给了伊拉克人。指控一条条摆上桌面：对某些族群的打击、镇压、血案。监狱里的日子并不只有黑，他会看书，会在院子里照看一点点绿意，写些东西。人到了这一步，总是想给自己也给别人一个解释——哪怕没有观众。
判决书落下，结局成了唯一的路。2006年12月29日那个夜里，他不要最后一顿饭，说是留给别人吃。他躺着等天亮，听走廊上的脚步声来来去去。看守没有对他客气，该羞辱的照旧羞辱，该施压的照旧施压。有人吐口水，有人骂他。他闭着眼，像是把那些声音挡在门外。一个人的尊严，有时候是别人给的；更多时候，是你自己抓住不放的。
第二天，被带上路的时候，他穿着传统的长袍，头上那块红白的方巾更显眼。手脚戴着镣，他不愿戴黑头罩，直直地看着前方。到了绞刑架前，执行的人把绳索检查了又检查，程序严格，气味却冷。有人盯着他的表情，想看出恐惧、悔恨或者哭求——没有。他只是抬起脖子，让绳套过来。那一刻，他喊出的话是给这个国家的：大意无非是“我们不会低头，不会停战”。有人嗤笑，有人眼睛湿了。随即，杠柄一落，身体一沉，一切快速结束。医生上前确认，宣告。
遗体按教规清洗包裹，新闻在全球滚动播放。街头巷尾的议论一天比一天重：有人说终于结束了，有人说不该这样结束，也有人担心，真正的乱局从此才算正式开始。萨达姆曾经说过“伊拉克要乱十年”，人们把这话拿出来翻，像是在给未来找预言。
狱中那本翻得起毛边的《古兰经》，他让一个看守收着，拜托他转交给女儿。纸页里夹着一张小小的纸，他写了几句直白的话，意思就是：我为伊拉克，为这个土地上的人，打到最后。那是父亲的口气，也是政治家的口气——没有华丽词藻，却坦白到骨头里。看守后来果然把书和纸条交到了他的家人手里，任务完成得干干净净。
如果把他的生命摊开看，是不是就能得出一个公允的判断？恐怕没有这么容易。他的一生做过的选择，既成就了他，也反噬了他。有人说他是独裁者，是屠夫；也有人说他是抵抗者，是把伊拉克捏成一个整体的人。评价这种事，离得近的时候太烫手，离得远的时候又容易轻飘。
我更在意的是那个在行刑前一夜开口求情的细节。不是求饶，不是求生，而是求把一句话带给女儿。一个人到了最后，绕一圈回到亲情，这事既寻常又动人。权力像盔甲，能遮风挡雨，也会把体温截在里面；一旦脱了，皮肤下面是同样的血肉和颤抖。
战争留下的秃地，会长草，但长得慢。街角卖茶的小贩还得吆喝，送孩子上学的人还是要早起。那些年里，巴格达的风沙照吹不误。历史怎么写，谁来写，写给谁看，都是后话。我们有时希望一根绳子、一个判决就能给世界一个交代，但多数时候，它只给了一个句号，而故事还没完。
也许多年以后，伊拉克的某个黄昏，女孩翻开那本旧经书，纸条从中滑落。她会不会想起父亲在最后那个夜里的眼神？会不会问自己：如果走的不是那条路，他会是什么样？而我们这些旁观者，也只能在屏幕的光里叹一口气——历史从不会给人标准答案，它只会留下一句刺耳又真切的话：选择的代价，总要有人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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