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我年岁大的人或经历过“三反、五反”,或参与过“反右”“文革”,对于万炮齐鸣、口诛笔伐等声讨皆不陌生,但对医生如此从上到下、铺天盖地的声讨实不多见。对于赤脚医生的称谓年轻的一代可能不明就里,对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是知道的,相对于城里的穿皮鞋医生来说,赤脚医生除看病外还要脱了鞋下地干活的,这主要指南方农村。
毫无疑问,在我长大的山村里也是有赤脚医生的,尽管他们下田干活不打赤脚,但也称赤脚医生,是挣工分的。除赤脚医生外,社员患病后能容易请到的就是中心卫生院的医生了。中心卫生院的医生是不干农活专事诊疗的。在我们那一带的中心卫生院有一位任先生十分有名,村民既不称任大夫也不称任医生而称任先生,可见颇为尊敬,印象中很是和蔼可亲。记得邻居的奶奶病了(虽称奶奶只是辈分大,年龄与我母亲同庚),由她儿子把任先生请了来,所谓请,就是替任先生背着红十字药箱,那年头连小平车都是生产队的,先生也只徒步走来。进了家门先请先生炕上坐定,一边拉拉家常,喝碗红糖水,抽支白兰烟。然后再问问病情检查检查,有需要时打开药箱将注射器开水烫过打上一针,有时开张药方然后到卫生院抓药。诊完病也到了该吃饭的时间,请先生前早做了准备,给先生单独做一碗卧了鸡蛋的白面面条,先生也不客气,吃完了由人背着药箱返回。那时我们村里每年每人大概能分到20~30斤小麦,这是全年的细粮。那是小小银针驱病魔,一把草药治百病的年代。村人有病,任先生也看不好,死了也该了。
村里自己的赤脚医生,既要干农活又要看病,自是十分忙乱,那时也不输液,就是扎扎针灸、打个肌肉注射。记得邻居的奶奶好像是腹部长了什么肿瘤经常疼痛,赤脚医生常来送几片药,我与她儿子淘气偷了一片卷到老旱烟里吸,有种甜丝丝的味道,现在想来那是含了吗啡的止疼片。那是缺吃少喝的年代,因此过年时对劳累了的人就要请顿饭,村里的赤脚医生从正月初二开始一直能吃到十五以后。
记得我的奶奶得了心口疼的病,我父亲在县里工作就把奶奶接到县医院治疗,已经说好了就要回来,却突然在医院去世了,她是我们村第一个死在大医院的人。
这是我对那年代农村合作医疗的一点印象,由于年代久远肯定有不少忘记的地方。我左手的中指因淘气石头砸扁了,赤脚医生给上了磺胺粉用绷带缠上,现在这指头看上去有两瓣指肚,当然一点也不碍事。
最近读王小波的书,他讲到鲁迅先生讲过的一个故事:民国时,一位前清的遗少把玩一件珍贵的国宝---放在手里把玩,还拿来刮鼻子,就差含在嘴里---原来这国宝是古人大殓时夹在屁眼里的石头。这故事真幽默,引人发笑。笑亦能医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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